在关于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实现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融合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沿着孟王理路所展开的探索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从“内圣”开出人权和制度化的“外王”。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民主政道的深入认识，本文打破这一定势，转而选择被称为“不醇之儒”的荀子思想加以挖掘，旨在一方面以荀子为代表，揭示儒家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另一层面的内涵和内在趋向，破除既有的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狭隘理解，拓展儒家文化概念的涵义；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解释，重新探求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对话与融通的新的可能的途径。 　　这种探究是试图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透过荀子思想的语义的表层，深入到其深层结构中发掘内在的逻辑脉络、运思方法及其所蕴示的潜在发展趋势；同时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方法，力求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将其导引、生成出来，在具体方式上则体现为着力发掘并抓住荀子思想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加以剖析、拓展和进一步推进，从而导引出解释者所期望的发展趋向。 　　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文章借鉴现代哲学的时间视域对自由的逻辑层次进行了较为独到而深入的辨析。本文的基本立场是，民主政道作为人的自由追求的一种特定的体现形态，无论就其形成历史而言，还是从其理论体系的构成来说，都是且只能是以实体性的、现成的、经验的(个)人为基点。 　　本文的探讨以此方法论为切入点并沿着这一线索而展开的：在阐明了明分方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对荀子思想体系建构的意义的基础上，从明分方法的政治哲学意蕴、天人的分合关系、人性论与礼义观等若干基本方面逐层展开分析。 　　这种运思方式集中体现在荀子的人性论中。荀子人性论虽名为性恶论，其实质则是在对人的现成的、普遍的自然本性的充分肯定背后所蕴涵的对人的当前现成性和普遍性的认定。 　　作为这种运思方式贯彻的结果，荀子不仅将其思想的重心转向外在的礼义，而且由此赋予礼义以新的含义：在论证方式上，荀子着重从功利性的角度来解释礼义的起源与本质；并由此出发，将明分规定为礼义的核心内容。 　　在从逻辑上揭示了荀子思想中所蕴涵的内在趋向的同时，文章最后将视野转向历史的现实，进一步考察了荀子思想所激起的历史文化效应，并对其中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导致荀子备受批评的原因及其理论教训进行了总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