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网络上的爆红现象为研究缘起,试图在媒介场域理论的关照下,探寻中国当下媒介环境中,范雨素及其背后更广泛的打工群体,在微信自媒体传播空间内的自主发声情况,对印度学者斯皮瓦克发出的“底层能否说话”的询问做以隔空的回应。本文以“打工文学”这一打工者为传播主体的文本形式为研究对象,以范雨素所在的北京皮村文学小组在微信自媒体场域内的话语行动为考察重点,分析了微信自媒体场域中,打工文学的入场壁垒、场域内其他行动者对打工文学的权力追逐及符号再生产,考察了该场域内打工群体话语建构的逻辑、话语传播的意义,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建议。研究发现,与80、90年代由政府力量主导的深圳打工文学场域相比,诞生于新媒体环境之下的北京皮村文学小组,受文化场域和媒介场域影响更强烈。皮村文学打工文学在微信自媒体场域内的话语呈现现状并不十分理想,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场“失败”的竞争,打工文学的进场及行动,对于满足打工群体的自我表达需求与文化创作权利、符号资本的累积传递与转化和强化“新工人”身份的社会吁求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但打工文学进入微信自媒体场域,存在一种必然的困境,也即自身表达与主流叙事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打工者本身不希望对自己“底层身份”的强调,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这种“底层”的特性,为其赢得了话语资本。而比起如何在大众面前说话,如何在打工群体内部说话,或者如何带动更多的打工者说话,这反而是对于打工文学的作家群体更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