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图通过对壮族族群现存的为族群或族群中的大多数所共享的记忆形态的历史性考察,以壮族族群的起源、发展、形成与延续为背景,探讨在几千年的历史时空变幻中,壮族族群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怎样的传递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族群的自我表象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从而为壮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历史现状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壮族的族群记忆根据记忆传递媒介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身体化的记忆与刻写的记忆。在壮族族群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记忆形态或者强化着族群的自我记忆,或者消解着族群的自我认同。在族群记忆的早期,即由先秦到隋唐时期,壮族族群生活在没有自己的文字符号的文化环境中,人的身体成为传递记忆的主要媒介,在跨文化的生存背景下,身体的记忆成为族群记忆的主要形态,对族群记忆的存续起着存续和维护作用。在族群记忆的后期,即由唐宋到明清、民国时期,随着壮族族群文字的发明和传播,刻写记忆在族群记忆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刻写的记忆以身体记忆前所未有的效率促成了族群自我表象的形成。由于壮族文字的先天不足,加之强势文化对族群记忆的改造,刻写记忆又在后期对族群的自我意象产生了消解。但是,由于壮族族群长期形成的以身体为媒介的传递方式并未因为文字的发明而中断,强势文化对族群的改造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壮族的族群记忆虽然产生了局部的偏移,认同感有所减弱,但基本上得到相对完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