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文心雕龙》研究已逾半个世纪,若以纵向发展的学术史视角考察,宏观上看其研究谱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50-60年代为兴起时期;19世纪70-80年代为稳步发展时期;19世纪末至今为繁盛时期。微观上,以施友忠到杨国斌英文全译本翻译风格的变化和华人推动《文心雕龙》逐步在美国确认典范地位的过程两方面为例,明晰了从兴起时期到鼎盛时期美国华人学者之间薪火相传、承中有变的研究脉络。以横向对照的方法将美国华人与西方汉学家、国内学者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这一群体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独特性。他们在进行诗学审视时会受到潜在的双重视野的影响,这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研究传统等多种因素直接相关,是研究者内在的、不易察觉也无法完全摆脱的客观因素。具体表现为在翻译实践时,他们与彻底的西方视野汉学家只注重意义的传递不同,固有的中国文化视角让他们站在传播主体的立场上,比西方译者更注重文字背后中国古典文化意蕴的传达,长期的西学浸染又让他们比国内学者更能感同身受的考虑西方预期读者的接受情况。在讨论刘勰思想时,美国华人学者流露出以西方诗学为参照背景的潜在倾向,提出“古典主义”这一西方诗学概念。在诠释创作修辞理论时,几乎所有美国华人学者都不可避免带上西学视角,甚至以西方的修辞理论重新审视《文心雕龙》。美国华人在对《文心雕龙》的跨文化阐释中还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对话意识,这意味着美国华人文化主体性逐渐增强。潜在的双重视野让他们在文本研究时所唤起的相应的西学观点更丰富,对中西文论间隐秘的贯通性有更敏锐的意识,所以他们在研究中主动将刘勰及其理论与西方文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美国华人对《文心雕龙》研究并非止步于此,他们进一步将“理论比较”推向“理论建构”。可见,美国华人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旁观者”立场,也比国内学者更清晰认识到身份建构与文化危机的窘境,于是他们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寻求出路,力图打破中国文论失语状况,推动《文心雕龙》走上世界文论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