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八十年代新潮美术的诸多文化判断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观点,宣称它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百年历史的重演。事实上,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既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也在整个人类的艺术文化思想中作出了颇多原创性的贡献,本文试图把“八五”新潮美术中最为激进的“厦门达达”团体放入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史脉络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反派”历史中加以考察。本文试图论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当代思想史家描述为“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激进思潮,其实是一场“反建制”的运动。此处,“建制”这一概念既是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文学建制”意义上的,又是他所说的“文本”意义上的。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场从文学开始的运动,最终导向了社会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会是一种真正的激进主义。本文认为,被论述为“西化”和“模仿”的“八五”美术新潮正是在“五四”运动七十年之后,承接上了这条“反建制”的激进主义脉络。“反建制”的深度正是“厦门达达”的精髓和价值所在,这种深度让“厦门达达”成为“八五”新潮美术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批判-反动者。而“厦门达达”的思想同时又和西方现代艺术史中(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期)的“达达”运动以及杜尚的“体制批判”紧密相联。“厦门达达”作为当代中国艺术界的一场艺术运动,根植于宽广的思想史和艺术史背景。本文具体解析了作为这个结点的“厦门达达”及其核心人物黄永砅对中国思想史资源、西方现代艺术史资源的重新开发,并且由此探讨他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传统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激进的创作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