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艺术长久以来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尤其在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黄土地》、《红高粱》等一系列影片在国内外的成功,这些被电影理论家们命名为“新民俗电影”的作者及影片本文便成为新时期电影艺术的主角。新民俗电影具有更多反映民俗负面效应的审美取向,借批评民俗的不合理性来批判社会制度的黑暗与不人道,另外还采取折衷的中性态度,对民俗实行“扬弃”。将众多带有民俗化倾向的影片放在一起,会发现这类影片的一些共同特征和倾向,比如对民风民俗的渲染,对色彩的大胆使用,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再现等等。作为当代中国影坛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张艺谋所演绎的不外是一些民族传奇、民间故事,一些平实的记忆或某段历史的素朴印迹,然而观众于其中获得惊奇、震撼、感动和温暖。纵观他的影片,从《红高粱》开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脉络:从反叛旧伦理道德观到构成新伦理道德观的转型。他的电影体现个人与秩序、人性与传统冲突的主要手段,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张艺谋塑造的人物不以表现人物的具体形态、人性及其个性心理为追求,他想要表现的是一种带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可以说是“某种类型的人”,而通过这些单个的人来表达某种情绪、某种思想,从而使这些人物有了第二种身份,成为负载意义的一种表现符号。在张艺谋的多数电影中,经过符号化处理的人物大体可分为三类:女性、男性、专制者。具有神性的女性、软弱的男性、象征封建力量的专制者几乎成了张艺谋电影的一种“艺术规律模式”。这些人物不完全是生活中的人物,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人物,服从于其文化理念、电影造型的需要。同时他也让我们记住了电影语言本身,红、黄、蓝三元色为主基调的带有民俗画色彩的纯粹而明艳的组合,渲染出一个带着一点蛮荒朴素气息又不乏诗意的离我们既近又远的艺术世界,它所带来的视觉亢奋,与剧情的大悲大喜、人物性格的大爱大恨形成强烈和谐的共振。本文运用电影符号学及女权主义等新电影批评方法来着力分析新民俗电影尤其是张艺谋民俗电影,首先简单回顾中国电影民俗化的进程,随后运用诸多电影理论研究方法对极能代表中国新民俗电影风格的张艺谋的三部剧作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出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