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科学的形态业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近代的“学院科学”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后学院科学”。如果说学院科学典型地体现了“为知识而知识”的启蒙理念的话，那么后学院科学无论在社会建制，还是在知识形态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之间确立了紧密的内在关系。研究活动不再是对真理的纯粹追求，它必须对相关的群体和利益负责，并受制于局部的旨趣。面对如此巨大的变迁，我们必须转变科学哲学的研究方式，把规范认识论的范式“悬置”起来，从现实的科学实践出发，把科学实践作为哲学的起点和中心。换句话说，对于科学，我们需要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从规范的立场走向描述的立场，真正展现科学的现实活动的类型与性质。 这样就必须把科学作为一项“在世存在”的事业，必须从表象走向介入。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偏爱非参与性的、中立的、旁观者式的“理论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中，科学被当作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表象。然而，当代的科学研究不仅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相互交织，而且也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对此，理论优先性的哲学传统无力回应。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态度转向实践态度，把科学当作一项介入活动，以实践的方式对科学重新加以梳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实践概念并没有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所框定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围之内，它承担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重任。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研究我们发现，科学是在介入中获得知识的，是在改造世界中完成认识世界的任务的。没有介入，就不可能有表象，为了表象，必须首先介入。这样，认识论与本体论就发生了融合，一种基于实践性的参与立场的“内在认识论”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合理选择。 导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了理论优先性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理论态度”的偏爱昭然若揭，并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后世的哲学走向，以至于成为科学哲学的“精神气质”。二十世纪实践哲学的复兴再次把“实践”概念推向前台，所以有必要对理论主导的科学哲学作出反思和批判。第二章的主题是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分别从哲学起点、在世存在等几个方面彰显了他与胡塞尔乃至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差异。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为摆脱理论优先性的传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番讨论为我们从表象走向介入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背景。第三章转入科学哲学，首先对理论主导的表象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表象主义的问题源于理论优先性，要克服这些困难，必须从理论态度转向实践态度，从表象走向介入，把科学实践作为科学哲学的起点和中心。这在库恩那里已经初露端倪，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为我们把握科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依然是二元论的，这导致其对科学实践的理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