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习惯地被视为学术事业的高级保护力量。在规模很小且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时代，作为“象牙之塔”的大学，长期是以带有浓厚学术社团式的特色存在的，其具体运行一如纽曼所描述的“村落”，安详而宁静。资源配置、组织目标等指向效率和效益的术语，似乎离其太过遥远而显得无涉。　　 但是，当高等教育由社会边缘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并因其重要性被各个民族国家纳入公共政策领域进行整体考虑后，各类院校开始摆脱传统学术社团色彩浓厚的形态，向着能够有效掌控并配置资源的现代组织转型。就某一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受体现不同学术文化观的公共教育政策理论倾向影响，不同类型的院校，会有各不相同的外部资源配置渠道及相应的内部激励结构，进而从组织场域和学术人员群体两个层面影响学术职业发展。　　 本文围绕院校资源配置对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这一主题，对德国、美国及中国等三个国家的学术系统进行了研究。由于三个国家的教育场域融铸了不同的学术文化观并体现在不同的公共教育政策内，所以各国院校资源配置主体地位是否确立、确立特点、以及院校资源配置的具体推动力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各国学术职业的发展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　　 研究就教育资源配置领域新制度主义的两条理论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无视文化多样性，其单纯指向效率和效益的理论进路存在不足。而强调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采取了吸纳效率与竞争等分析要素的同时又高度关注文化认知因素的理论进路，在分析院校资源配置及其导致学术职业多元化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切适性。本文还就公共政策领域的社团主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等三种理论倾向对各国公共教育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为后续对德国、美国、中国学术系统进行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在国别比较中，围绕研究主题对德国、美国及中国三国学术系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分别就其在融铸了不同学术文化观的公共教育政策影响下，院校的资源配置主体地位如何确立、不同力量推动所形成的差异化外部资源配置渠道、与之相应的内部激励结构等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进而指出这种差异会从组织场域和学术人员职业定向两个层面影响学术职业发展，而制度同形机制作为共有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认为，社团主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等三种理论倾向分别对德国、美国及中国的学术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导致各国院校具有不同法律地位、内部组织建构、相应资源配置基础，进而促成学术职业多样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为增加研究的现实感和理论解释力，本文还具体选择了中国的CH大学进行个案研究，研究结论映证了制度同形机制及内部激励结构在组织场域和学术人员职业定向两个层面对学术职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不同国家院校资源配置主体地位的确立方式各不相同，反映了各自的国家学术文化观及相应的公共教育政策理论倾向，院校外部资源配置渠道及内部激励结构的不同，会从组织场域形态和学术人员职业定向两方面影响学术职业发展。但是制度同形作为共有机制，贯穿于院校资源配置并使学术职业发展保持了某种内在一致性，各国学术职业在差异化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恪守某种共同的价值准则，并维系了类似的发展趋向，是由制度同形机制所维系。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询的制度同形机制作用于院校组织场域，内部激励结构作用于学术人员职业定向等两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