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行政化后，相对于提高薪资和晋升激励，多数街道办事处倾向于以评选“荣誉社区”的方式以调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证他们能按质按量完成下派的任务，以期在维持财政支出增长不大的同时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然而，这些赋予给“荣誉社区”的头衔所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可能是一种负担。因此，本文试图以“政治性负担”特指“荣誉社区”因其头衔带来的额外负担，如迎检任务、文字材料整理汇报任务、抽调人员与接待陪同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经费支出。　　本文选取广州的一个“荣誉社区”——GD社区居委会进行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结合国内外文献、前期搜集的相关资料，对GD社区居委会的访谈录音的整理，研究该“荣誉社区”在获得很多政治荣誉和相应的物质奖励的同时，附带地承担的隐性“政治性任务”的表征及其后果;并且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探讨“荣誉社区”居委会承担“政治性负担”的缘由。　　本文认为，“荣誉社区”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进社区建设的产物，也是克服理性选择模式下单个组织或个体的自利行为的一个有效激励手段，这与奥尔森创造的“区别对待”的“选择性激励”机制的运作逻辑十分吻合。然而，“荣誉社区”由于其担负着示范、典型、代表等标杆的作用，出于“荣誉社区”的形象和政绩的考虑，居委会在更多的情形下，不得不与上级政府“共谋”，“积极”应对更上一级的政府，他们大多是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如“打招呼”、私下安排等加以实施。正因如此，“荣誉社区”的政治性负担长期客观存在，且周而复始地为居委会带来许多看不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