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起始于17世纪的西学东渐时期,是东方儒家思想与西方天主教思想的一次冲突与碰撞。明清之际,耶酥会士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所遵循的“利玛窦规矩”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内部出现了关于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遵从中国传统礼仪的争论,后来其它几个教派也参与争论,由此引起了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交涉。随着争论规模的扩大和有关冲突的升级,清廷于18世纪初开始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禁教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清朝的禁教,在有效抵抗天主教思想入侵、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阻碍了西学东渐,在客观上阻碍和推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和朝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无疑会对朝鲜造成一定的影响。史实证明,它与朝鲜后世的宗教、科技、思想和社会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朝鲜天主教的传播进程明显受到“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朝鲜的天主教是砂中国传入的。该国的“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时,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较多的接触,并于1784年自主引入了天主教。1790年,北京主教汤士选告诫朝鲜教徒,禁止祭祀祖先,此事成为朝鲜“礼仪之争”的导火索。翌年,朝鲜出现了教徒“废祀焚主”的“珍山事件”,随即遭到政府的严厉处置。此后,朝鲜出现了“斥邪”风潮,统治者对天主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镇压。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坎坷。受“中国礼仪之争”影响,朝鲜社会对西方科技的吸收,到19世纪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朝鲜社会吸收西方科技,最初是从中国的汉译西学书开始的,中国是朝鲜吸收西方科技的重要渠道。18世纪初中国的禁教,使朝鲜吸收西方科技的源泉枯竭。朝鲜统治者最初对吸收西方科技持有积极的态度,随着天主教的传入及其与性理学的冲突,李朝政府开始全面排拒西学。18世纪末,朝鲜开始禁教,更是阻止汉译西学书的传入。中朝两国先后禁教,使朝鲜吸收西方科技受到极大挫折。“中国礼仪之争”对朝鲜近代思想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潜在的影响。“中国礼仪之争”是朝鲜近代“卫正斥邪”思想重新抬头的诱因之一。“卫正斥邪”思想与朝鲜的“锁国攘夷”政策相呼应,在有效抗击列强侵扰的同时,朝鲜的社会更加孤立。由于百年禁教,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想,朝鲜则比中国更晚,朝鲜近代化运动的失败,与此有一定关系。另外,清朝禁教之后,中国的社会更趋封闭,发展更加缓慢,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同时渐渐落伍。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下,朝鲜终止了与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