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与各种社会问题频发成为谣言盛行的社会前提。同时，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化的拟态环境，互联网时代网络环境的日益社会化也使网络成为谣言的集散地。网络谣言利用网民批判政府、痛恨贪腐的倾向，将社会发展与改革中的个别问题渲染为体制与政府行政的大问题，将现实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转嫁到网络事件上来，增强现实与网络的互动构成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机制。传播中沉默螺旋对于不同声音的压制，加之谣言风起后将各种零散的念头集合成为具有攻击性的“主义”，网民在自由主义的幌子下本我得到充分释放——这些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机制正在令网络谣言的传播复杂多变。此外，网络媒体的匿名性、免责性、不确定性导致网民责任感缺失，自媒体传播时代的到来，网民作为信息的发布者，缺乏基本的媒介素养，缺乏对信息真伪进行甄别的意识和能力，使得微博成为谣言的策源地。而在传统媒体网络化的过程中，很多记者编辑愈加依赖网络，对网络谣言不进行有效的甄别和阻止，却起到了推泼助澜的作用。要想对网络谣言进行有效的治理，必须综合运用各方力量和各种手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分流、治理、重建机制。立法机构要加强立法控制，构建法制化网络管理机制，转变立法思路，将过去“堵”化为“防”，通过分层管理、整体调控的手段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性，构建对网络舆论的网格化监管机制。政府部门作为网络生态环境构建主体要加强行政监管与政务公开，加强技术监控与辟谣力度，加强舆情掌控与谣言调控，对作为网络参与主体的网民个人和网络运营主体的媒体机构等加强监管，防止网络管理失位，营造和谐有序、制度化法律化的网络生态环境。媒体要加强议程设置引导理性舆论，在网络谣言传播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设置具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此外，还要加强社会控制，强化公民道德与伦理教育，提升媒体从业者与网民素养，综合运用公关等社会手段，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认同感和网络道德认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