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降，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循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是陌生的群体，他们跟随父辈背井离乡，游居于城市，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了瞩目贡献。但当下该群体的犯罪问题却愈来愈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难题，犯罪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研究有从犯罪学、心理学、文化冲突论、比较方法等角度进行理论研究，也有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的研究。本文旨以反思我国针对此群体犯罪的刑事政策为出发点，探究其犯罪缘由，寻求控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之道。在此基础上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理论，以动态的形式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从社会宏观和个体行为相结合的视角分析论证犯罪动因。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在生存场域边缘与其预期不一致，经历社会转型时期所型塑的惯习错位，生存资本的缺乏而面对的主观上徘徊选择，客观上急于选择和难于选择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其利益追求和满足欲望的情境下，选择了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具而言之，主要从以下部分进行层层论述：第一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对主体概念进行界定，以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叉关系为思路，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分离出来对其界定。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异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又同样是农村户籍且以务工为主处于城市底层生活的过渡、边缘群体。其次，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进行定义：指在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那些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农民工面对社会生活处境而违反国家法律的异常反应行为。第二部分，论证布迪厄实践社会理论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可能性。首先以客观的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呈现的上升趋势，及表现出犯罪主体相对高文化、低龄化；犯罪案件类型多样，以财产犯罪为主；呈现团伙作案、暴力化倾向；无预谋犯罪等特征。其次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时间、空间、行为与布氏理论的惯习、场域、资本相结合论证其解释可能。第三部分，以布氏的实践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犯罪前的图景。首先，以其所处的客观历史为背景，分析中国（宏观）社会结构转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因素以及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三种因素影响下，所形塑的惯习状况。本文认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呈现出惯习的错位。其次，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社会阶层、政治权力、职业、社会生活等具体场域，将其所处的边缘场域所形成的集合，本文定义其为“三元社会空间”。最后，按照布氏理论从新生代农民工现实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足，得出其生存资本先天不足，后天难补的结论。第四部分，论证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犯罪作为策略的逻辑。本部分作为论证的核心部分，在前文的分析结论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分析，进行论证。新生代农民工是在生存场域边缘与其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下，经历社会转型时期所型塑的惯习遭遇错位，然而生存资本的缺乏又面对的主观上徘徊于选择、客观上急于选择和难于选择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其利益追求和满足欲望的情境下，选择了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第五部分，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些反思。一是在社会转型困境下，对其惯习稳定性的反思；二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对其场域自主性的反思。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从其产生犯罪行为的过程来看，其主要是受生存场域的边缘和生存资本的不足影响。对此，我们应以改善其现实的困境为标准制定刑事政策，做到切实解决他们社会地位的边缘、政治上的冷漠对待、职业上的差别对待、居住的歧视对待等问题；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帮助，提高他们获得资本的能力，才能提高他们满足自我需求的能力。善待新生代农民工，修缮“人生护拦”，更加人性，如此方能从源头降低其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