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政治上开始“拨乱反正”,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有过亲身经历的“右派”作家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最先开始讲述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曾名噪一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思想的解放,这些亲历者的思想与态度也发生着变化,又出现了《我的菩提树》《失态的季节》和《走向混沌》等作品。随后,一批秉承知识分子立场与精神的后来者也开始重新讲述这段历史。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尤凤伟的《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等,以及2000年的三部重量级作品：尤风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以及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都讲述了另一种“右派”叙事。本文将根据“右派”叙事内容的侧重分为“‘文化英雄’的苦难叙事与反思的开始”、“‘右派’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和“逼近历史的真相”三章,探讨不同身份、不同时期的作家面对同一段历史,他们的讲述有何不同,他们又是采取了怎样的讲述方式,以及他们的讲述意义所在。“右派”作家的创作经历了从对苦难的浪漫化处理以表现政治诉求到对苦难以及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反思的过程。方方和尤风伟则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了“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探寻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为“右派”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份精神档案,从而反观极权政治对人的伤害。这些作家“愿意面对历史的黑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以重建历史记忆。作家杨显惠则以其纪实性的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带给人巨大的震撼。《夹边沟记事》更注重客观性和纪实性,更加真实地逼近了历史的真相,因而也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做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真实,使《夹边沟记事》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批判锋芒,作家在批判中追问个体对历史责任的承担。这些作家的创作为“右派”叙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为文学带来了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