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策目标的选择，而决定这一政策目标的则是足以建构起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理论基础和价值选择。西方国家基于新自由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建构起来的家庭政策模式由于无法突破传统的性别秩序结构，使其在性别正义的实现方面始终无法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而女性主义者基于关怀理论的思考却并没有过多涉及具体的制度建构，更是缺乏对相应家庭政策模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价值的思考。本文试图填补此方面的研究空白，在综合整理国内外关于家庭政策问题的既有学术成果基础上，回避已有的从社会学背景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分析，尝试从性别正义的规范理论维度构建一种以关怀为表征的家庭政策的理论模式。本论文从介绍二战以来全世界家庭变化的总体趋势入手，全面展示了当代社会以双职工家庭为主导形式的家庭格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性别正义的理论维度将现存西方家庭政策划分为两种理论模式，即照顾责任分离模式和照顾责任共担模式，通过列举新加坡、瑞典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自模式中所采取的不同措施以及所产生的不同政策后果，本文试图归纳出这两种政策理论模式在实现性别正义方面的局限性。照顾责任分离模式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对于追求两性平等思想的政策体现，但它在引导女性走出家庭的同时忽视了女性相对于男性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反而造成了女性生活压力的增大以及女性群体内部阶层矛盾的加剧；照顾责任共担模式主要体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关于对差异问题的讨论的政策需求，其中政府与社会共同为女性的差异做出相应的支持和补偿，但是在以生产性劳动为主、再生产性劳动为辅的传统性别秩序中，这种模式的家庭政策依然存在着将女性地位边缘化的可能性。所以，在分析这两种家庭政策理论模式基础之上，本文将肯定一种家庭政策的普遍照顾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关怀理论。由于关怀理论的主旨在于解构传统的性别秩序，它超越了女性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的对于平等和差异问题的争论，并将依赖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构建以关怀为核心的政策理论模式将更有利于性别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