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是英国开始由惟利是图、效率至上的社会阶段向寻求社会和睦、兼顾社会公平的社会阶段转型的启动时期，同时也是英国自由主义新旧体系交替的转轨时期。这正是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的执政时期，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教育、军事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适时地呼应了思想领域的这一重大变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英国历史上也始终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并为后来其他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外学者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重视对包含格莱斯顿政府时期在内的自由党处于鼎盛时期的研究，而国内对英国自由主义和自由党的研究仍多数停留在对其衰落阶段的研究领域中，并没有对此阶段展开充分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的改革为切入点来阐释这一时期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途径和它传播过程中的变异。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社会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强调社会“秩序”转变为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促成这一时期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变革的思想动因，而实现转变的现实政治动力则在于适应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后的“民主”要求。变革成败的关键既在于社会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也在于政治平衡的技巧。 本文具体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17、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状况，并且对19世纪中期拥护自由党的社会成分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政府的功能基本限定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范畴内，而到19世纪中期，无论是当时有社会影响的思想家如边沁和约翰·密尔还是政治家如科布登与格莱斯顿，其思想认识虽然主要停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政府范畴，但他们的思想理念中已经包含了属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促进社会“进步”政府的成分。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想理念指导下，自由党才获得了全民党的优势地位：从地域来看它涵盖了英国的四大地区；从政治角度讲，支持民主化和力行改革使它获得了英国社会上下阶层的普遍欢迎；从宗教政策上来说它已经具有超教派的性质。同时，自由党在1868年大选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赢得了非国教徒和有组织的广大工人的支持。 第二部分，论述了在古典“秩序”政府思想影响下的政府改革。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秩序”政府必须是廉价和高效的，这就决定了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必须以减轻赋税为基础，即对有产者减免所得税，对社会下层深化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其生活费用；出于结构性财政压力和对通过自由贸易来消除战争的办法的深信不疑以及出于提高军队效率的考虑，政府进行了军事改革并进而实行了文官制度改革；为了给新选民以监督政府的权力，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又实施了秘密投票改革。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在促进社会“进步”思想影响下格莱斯顿政府的若干改革举措。众所周知，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没有什么比促进个人自由更能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事情了。在这种共识基础上，格莱斯顿政府进行了教育和地方自治改革。此外，政府支持工人们所倡导的“集体自助”思想，赋予工会存在的合法性，但在工人罢工权利方面政府持保留态度。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关于禁酒问题的讨论。禁酒问题反映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要求之间出现矛盾时自由主义的解决态度，即按照社会与个人需求兼顾的地方自由选择，让最大多数来决定社会中的个人事务。最后，自由主义思想家在爱尔兰土地问题方面思想的变化则反映了对作为秩序政府观念基石的旧有绝对财产权的质疑，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新的契约自由观念，而这正是新型追求社会进步政府观念的基础。 第四部分，分析了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1874年大选失利的原因在于该政府只愿调和性的满足社会各阶层要求的政策，从而引发了各阶层的不满。特别是对激进者要求的考虑，最终导致了自由党内部国教徒和有产者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