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迅速增加的人口使得中国开始出现巨大的潜在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宽了对于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中国的潜在人口红利逐渐转化为真实的人口红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很不健全。金融体系不健全一方面会使得中国的民间投资需求被压抑。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不健全使得中国民间的资本非常稀缺，民间资本的利润率很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金融体系不健全是中国长期出现双顺差现象的前提。改革开放后，中国巨大的潜在人口红利逐步得到实现。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具有很高的储蓄率，但是金融体系不健全现象的存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却使得中国国内的储蓄难以在国内直接通过金融领域转化为投资。最终，国内剩余的储蓄就只能通过净出口的形式来进行实现。而同期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高消费、低储蓄经济发展模式恰好为中国的净出口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有着强大的外部需求使得中国的净出口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数量巨大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中国从整体上看资本相对于劳动更为稀缺，而金融体系不健全又使得有限的资本被用于国有企业。这种情况造成中国民间的资本利润率很高。很高的资本利润率在开放经济体中必然会吸引来大量的外国资本。同期，发达国家恰好采取了低利率的经济政策，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最终使得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这必然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出现顺差。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都进一步提高了外资投资中国的利润率，从而增大了中国资本项目顺差的规模。双顺差从表面上看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双顺差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利润率很低的外国政府债券，同时，外商投资中国的利润率却一直很高，中国的资本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中国长期出现双顺差的现象是在两个很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两个条件就是中国国内有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中国国外有着很强的外部需求。分析双顺差的合理性必须把双顺差放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巨大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存在，也就表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很丰富。劳动力资源是一种很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在于其不可储藏。劳动力资源若不及时利用就将白白流失，造成巨大的浪费。如果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不可储藏性，在人口红利和强外部需求两个条件下出现的双顺差就减少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此外，在人口红利和强外部需求条件下出现的双顺差也使得中国的知识、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同时，双顺差所表明的市场化经济政策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以上这些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出现双顺差现象的原因。双顺差在人口红利和强外部需求的条件下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此，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促使双顺差出现的各种因素都有其合理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开始改变其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必将导致其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需求减少，中国以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强外部需求这一条件开始发生改变。同时，经过三十多年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老龄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出现拐点。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和强外部需求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双顺差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第二，进行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改革，纠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要取消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第四，完善金融体系，打破金融领域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