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汇率波动与出口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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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实现“走出去”和区域共赢战略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政治局势影响下,发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域邻近与区域合作优势已成为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有力抓手。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各国在跨境贸易合作和汇率机制协调上存在较大风险和困难。近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核算随着区域投入产出表的建立与完善有了新进展,GVC成为重新解释汇率波动与出口关系的重要线索。众多学者发现纳入GVC因素后出口贸易的汇率弹性较之以往有所改变,将GVC因素纳入汇率波动影响出口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全面地分析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本文以“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为样本,区分了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和基于月度汇率数据计算出的年度汇率波动,并分别用GARCH方法和标准差方法对后者进行度量;结合GVC核算的新进展,通过增加值分解方法计算了样本国家的GVC相关指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考虑GVC因素后,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及其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地利用汇率、GVC来稳定“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以及助推本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作互助共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实证结果表明:各国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以及汇率波动幅度的上升对出口贸易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且其升值对出口增长造成的负面冲击远大于汇率波动造成的负面冲击;各国GVC参与水平的提升会放大汇率波动上升对出口贸易的负向冲击,且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提高会强化这种负向冲击;GVC地位的提升会对各国出口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会放大汇率波动对出口增长的负面冲击,但前者效应更强;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出口贸易存在较强外部需求依赖,本国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会吸收一定的出口需求,贸易伙伴国人均收入提高对本国出口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建议沿线国家要提升自身汇率管理水平,保持本币汇率波动的相对稳定;抓住“一带一路”合作机遇,提升自身GVC嵌入水平;保持本国科技研发投入,并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在发展本国对外贸易的同时适度激发内部有效需求,尽力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重循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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