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群体实现收入脱贫后如何提升未来维持和发展的能力,成为维护扶贫成果的焦点问题。在普惠金融浪潮席卷而来的新时代,农村金融也逐渐走进农村家庭。在我国脱贫攻坚步入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新阶段,探讨农村金融对农户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并把握其内在机制,对于构建长效、稳定、可持续的反贫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界定农户多维资产贫困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对农户多维资产贫困进行测度;然后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户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并从不同金融类型、收入水平和地区特征等方面探讨其异质性。最后,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户不同收入来源在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多维资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多维资产贫困的分解测度能够反映农村贫困程度。其中通过分析农户在资产贫困方面的被剥夺广度与深度,发现有超过90%的农户在至少2项资产指标上遭受了剥夺,有超过70%农户在至少4项资产指标上被剥夺,有19.12%的农户在至少6项资产指标上被剥夺;不同维度资产贫困下农村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具有显著性地资产减贫效应,且相比低维资产贫困状态,在高维资产贫困状态下农村金融的多维资产减贫效应更显著;农村金融对农户多维资产的影响在不同金融类型、收入水平和地区特征下存在差异,具体地说:农村金融、农村保险类金融对农户多维资产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金融对不同收入组家庭的资产减贫效应具有差异性,农村金融对中高25%收入组和最高25%收入组家庭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都显著地降低了农户陷入多维资产贫困的可能性;其他减贫效应均不显著;不同收入来源的调节作用在金融的多维资产减贫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农业收入占比不存在调节作用,外来务工收入占比在农户低维贫困中存在反向调节作用,个体经营收入占比在农户高维贫困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多维资产指标,将资产指标纳入贫困识别体系;二是要在精准识别多维资产贫困的基础上,确定资产扶贫的重点维度;三是要在资产减贫方案中引入金融资源,特别是保险类金融服务来保障家庭资产稳定性;四是重视农村金融服务在多维资产减贫中作用,铺筑以金融为渠道的资产减贫路径;五是在明确农村金融资产减贫的收入和区域异质性基础上,要明确资产减贫措施的不同导向和侧重面;六是优化农户收入结构,发挥不同收入来源在减贫效应中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