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对此论题作详细研究的却为数不多。撇开“诗教”原始字面意义上“温柔敦厚”的解释及相关诗学评论对于“诗言志”与“诗言情”的阐发,本文用教育理念的相关手法,即从分析诗教产生的文化因缘,诗教方式的选择性自觉与诗教的内容与目的的内涵等等入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诗教作全方位地剖析,以探寻它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对诗教的概念作了狭义——孔子四教与广义——儒家诗教的规范,在具体行文过程中是广狭义两者兼而有之。然后重点分析了诗教产生的文化因缘,它是在原始农耕文明的巫术文化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双重背景下,由政教理想和诗的独特体裁形式共同作用而成的。在诗教的个体实践方式上我们着重讨论了作为教育主体孔子的三种诗教方法与“重老”的思维特征及经验本位的相关,作为教育客体的“悟”与“践行”的接受方式与感性形象思维、佛学的心理因素及实用理性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密切联系。考察政治时代背景以及君王和士人各自所处的思想状态,诗教的群体实践和强化以“称诗”的方式出现有着明显的文化选择性自觉。最后分析了诗教的目的,在“伦理审美”追求上所体现的“含蓄”与“中和之美”以及“立人”方面的“君子”人格向往,既是礼乐文化的特色中国所赋予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狭与凝重。“为政”理想作为诗教目的的重中之重,则明显带有“官本位”的文化心理影响及政治伦理型文化的约束与限制。文章的结尾在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教的困境,强调审美的追求与创作性地继承,证实了诗教存在之必然的同时也提出了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诗教广阔前景的美好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