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巨大、涉及企业重多且良莠不齐,仅仅依靠证监会的处罚性监管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因此我们还需要探寻其他外部监管手段。一方面,自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大趋势,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的“组织者”,具备天然的直接监管优势,能及时对上市公司出具问询函件以保证其信息披露的完整与完备,从而增强资本市场透明性;另一方面,基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研究发现,近年来银广夏财务造假事件、五粮液违规利益输送、康得新虚构交易等都是媒体先行介入引起了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注意,最终导致了行政介入,且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也在日益加强。2019年1月,各大财经媒体相继爆出东旭光电存在“存贷双高”的问题;2019年5月,交易所就对其2018年年报中的货币资金现状、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以及为何维持大规模有息负债等事项发出问询;2019年11月,东旭光电发生债券违约事件。基于此,本文结合国内外有关交易所监管和媒体监督的相关理论,以东旭光电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了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是否具备信息含量以及其和媒体监督的作用与局限,并就此分析二者在发挥监管与监督作用时是否可以优势互补,发挥出协同作用。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分析发现,市场对东旭光电收函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这说明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模式具有信息含量,继续深入分析其监管作用还发现:相比于证监会监管,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具有时效性;交易所会第一时间公布上市公司的收函和回函内容,这为公司的各利益相关者增加了更多与公司相关的信息;交易所作为更专业的、具备法律监管地位的机构,可以纠正媒体报道前期可能会出现的夸大报道行为,稳定市场声音;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存在效率和威慑力不足的问题。深入分析媒体监督的作用发现:媒体具备一定的专业性水平;其可以通过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在报道中简化此类信息的复杂性来降低民众收集信息的成本;媒体可以及时扩散信息,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媒体在东旭光电违约后,深究背后原因并诱发各界反思,从外部间接提高了上市公司整体的治理水平;媒体存在夸张报道的动机和行为的局限。最后,本文基于二者各自的作用与局限,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关系,发现二者存在协同作用,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从案例出发论证了交易所问询函监管能引发市场反应,富有信息含量,丰富了相关文献;其次,分析了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和媒体监督各自的作用并就此探究了二者关系,为加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