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企业要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到了国家立法的高度。李克强总理在研究部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同时,随着近年来《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基于体育产业这一朝阳产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态势,以足球改革为切入点的我国职业体育市场化进程逐渐加快,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主力军”,其社会影响力快速提升,社会价值也亟待深入挖掘。近年来,有关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日渐增多,但鲜有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及职业体育发展背景下,对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基于此,采用文献资料查阅、问卷调查、模糊综合评价等研究方法,对已构建的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及适用性。研究结论得出:（1）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职业体育俱乐部对投资者（股东）应承担保障其利益、权益,披露相关信息等方面的责任;对非营利性组织应承担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帮扶精准扶贫项目,助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责任;对赞助商应承担贯彻契约精神及公平理念,保障其基本利益等方面的责任;对雇员（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等）应承担保障其身心健康、安全及合法权利,提供培训晋升机会等方面的责任;对消费者应承担维护权益,保障安全,满足需求等方面的责任;对社区应承担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创、就业机会,开展体育教育活动等方面的责任;对媒体应承担公平对待,积极配合,重视监督等方面的责任;对政府机构应承担推动社会及体育事业发展,遵纪守法、响应道德标准,落实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责任。（2）运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中超联赛的职业体育俱乐部,调研俱乐部对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其中,投资者（股东）、非营利性组织、消费者、媒体、政府机构对俱乐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评价为“较好”;赞助商、社区对俱乐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评价为“好”;雇员（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对俱乐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评价处于“好”与“较好”之间。（3）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拟定了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模型,对已构建的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俱乐部在经济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慈善责任、环境责任、安全责任层面“较好”的模糊分布最大;在法律责任、社区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信息披露责任、战略责任层面“好”的模糊分布最大;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评价层面“较好”的模糊分布最大。将模糊评价结果与各利益相关者给予的评价以及俱乐部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证实了结果的可靠性,反映出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建议职业体育监管部门合理发挥政府机关的制度安排职能,在宏观层面上制定引导职业体育俱乐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对俱乐部出现的不当行为进行约束,并对俱乐部所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2）建议职业体育俱乐部日常化的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借鉴职业体育较为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建立多元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模式;（3）建议国内各职业体育俱乐部,依据本研究得出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俱乐部所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自评,进而寻求优化俱乐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与对策,以期保障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