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储蓄总量也在不断增加,国民储蓄的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同时,高于同期名义GDP的增长。研究发现,中国的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储蓄水平。因此,中国持续的高水平的储蓄率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并试图找出导致中国高储蓄的原因,提出了社会保障不完善、文化习惯、金融市场不发达、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红利等解释。与此同时,就业结构变动也不容忽视,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上升,劳动力供给逐渐增多,同时农业劳动力也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入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即使不考虑总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要存量劳动力能够由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劳动生产率也会因劳动力转移后边际产出的提高而增长,其外在表现形式则为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从而导致储蓄率的提高。同时,发生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为,从传统部门向新型部门的变动的劳动力群体的收入大于转移的成本,即成为正的储蓄的群体,劳动力转移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就业结构变动和储蓄之间能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对我国1992年至2010年的相关历史数据,使用Eviews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得到我国储蓄和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确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随后,进一步研究了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三部门储蓄和劳动力转移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我国就业结构变动是分别是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的格兰杰原因,反向关系不成立；企业部门储蓄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关系不成立。最后,鉴于中国储蓄的现状,以及储蓄对我国经济未来走势重要重大,本文着重探讨了由计量模型得到格兰杰因果关系背后的原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四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介绍了中国的结构变化,就业和储蓄的关系的背景和意义的话题。第二个小部分,是就业结构和储蓄的研究现状。第三个小部分,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文章整体框架。第四个小部分,主要讲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我国就业结构变动和储蓄的状况分析,主要分为指标解释、数据来源和处理以及储蓄和就业结构的描述性分析三个小部分。第三部分是我国就业结构和储蓄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人口年龄结构对非农产业就业率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检验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储蓄的经验分析两个部分。第四部分探讨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的原因所在。第五部分对本文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中国正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供给明显下降,相对应的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在减少,我国储蓄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本文认为,必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转移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当前情况下的投资消费结构,大力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部门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等措施才能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冲击。本文创新点之处在,通过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极少有人将就业结构变动与储蓄联系起来分析,因此本文弥补了这一不足,讨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变动同国民储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检验就业结构变动与储蓄之间相互影响是存在的。其次,本文利用《统计年鉴》提供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一步把国民储蓄分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更细致的讨论了就业结构变动与三部门储蓄的关系,同时解释了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虽然,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探讨了就业结构变动与国民储蓄,同时也探究了就业结构变动分别和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的关系,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仅公布两年前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且2013年没有公布2010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因此本文可以获得的数据区间为1992年至2009年,这就造成了本文数据样本比较小。同时,目前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的区间,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可供转移的适龄劳动力供给也在下降,从理论上分析,储蓄也应当受到影响,变动趋势会跟人口红利期不同,但由于无法获取最近两年的数据,无法从统计上得到实际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