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于2001年,距今已超过15年,期间,我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情况越来越重视,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也不断增多。但是,公开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存在报告质量较低和披露连续性不高的情况。另外,我国仅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余上市公司可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数量逐年增加。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需要消耗人力和物力,从企业追求效率的角度来看,当企业可以选择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其应更倾向于选择不披露,加上我国目前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情况并非十分乐观,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呢?通过阅读前人关于社会责任报告和信息披露的研究,本文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经济理性视角,即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政治学理论中的合法性理论中的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来讨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原因,较少从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来讨论制度压力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迪马吉奥和鲍威尔通过探讨组织领域内的企业为什么其组织形式和行为日益相似的问题,提出了“制度同形”理论,认为企业具有主观能动性,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主动采纳社会认可的组织形式和行为,导致组织形式和行为的趋同,从弱的意义上讨论了合法性。“制度同形”理论认为,导致组织形式和行为趋同的机制有三个,分别是强制性同形制度压力、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和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其中,强制性同形制度压力一方面来源于显性的压力,如政府等权威部门制定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来源于隐性的压力,如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这些显性和隐性的压力对企业产生了一种激励,从而强迫或者诱使企业采取社会认可的方法;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来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企业面对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模仿组织领域中成功企业的做法来缓解自身的不确定性;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来源于专业化,包括大学教育提供的专业化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网络的完善。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专业人才拥有相似的认知基础和态度倾向,这类人进入组织领域,通过组织之间的网络,传播其所学习到的社会认可的行为。本文认为,从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来讨论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行为更为合适,而且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现状表现出了上述三种同形制度压力的特征。因此,本文借助“制度同形”理论,从制度压力的角度解释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检验了制度压力对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意愿的影响,以及对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企业性质、不同上市地点的情况下,制度压力对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1)强制性同形制度压力可以增加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当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或者企业在深交所上市时该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强制性同形制度压力对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2)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当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该影响更为明显,当企业在不同上市地点上市时,该影响并无太大差异,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所受影响略为强烈。另一方面,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对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3)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和质量都呈现弱的相关性。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