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是黄哲伦根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法国的“中国蝴蝶君”间谍案而创作的戏剧，成书于1986年10月。这是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华裔戏剧作品，凭借此剧黄哲伦获得1988年托尼最佳剧作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华裔剧作家。《蝴蝶君》解构了普切尼的戏剧《蝴蝶夫人》，被认为是对传统东方主义的颠覆，现在已经成为欧美大学人文社科系的必读之作。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蝴蝶君》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者多从解构主义和东方主义出发，将文学作品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国外研究者多认为剧作者黄哲伦通过此剧表达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立场，而国内主流评价则认为此剧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综合来看，前期评价鲜有从作品本身出发，深入分析造成主人公处境的根源，因此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通过东方主义、混杂性、属下理论探讨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全面分析其身份危机产生的根源。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是对剧作者黄哲伦和《蝴蝶君》的简介，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和相关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文献综述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由多个角度出发对《蝴蝶君》做出的研究和评价。前期的研究多从政治层面出发，探讨东西方权利关系和殖民话语，本文则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试图找出剧中主人公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以期在全球化的今天走出一条和谐、共谋发展之路。理论基础部分介绍了与本论文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和观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后殖民主义者所追求的和黄哲伦在剧本中所要达成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三章通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了剧中三个“蝴蝶”的命运，指出文化冲突和对东方主义的误读是三者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客观原因。尽管三个“蝴蝶”所处文化、时代背景不同，思想意识也不同，最终都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原始的蝴蝶夫人巧巧桑深受日本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毫无自我，把自己定位为男人的附属物，最终为爱自杀。宋丽伶积极伪装，赋予了“蝴蝶”这一意象新的含义，但这一人格化的蝴蝶并没有跳脱出悲剧的命运，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而伽利马亦是“绝望”的代名词，他的悲剧是由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刻板印象的误导造成的。第四章通过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重点探讨了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分析他们身份危机产生的根源。文化的冲突带来了身份上的冲突，为消解冲突实现自我目的，宋丽伶和伽利马都进行了积极的模拟。但这种模拟是双向的，在得到虚假的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二者真正的身份也被弱化，导致二人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走向难以挽回的绝境。第五章则从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出发，分析属下身份对主人公命运造成的影响，深入剖析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宋丽伶戏子的身份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同，为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男扮女装“为革命献身”，如此却加剧了他的苦难。伽利马早年失败的生活经验和不愉快的性经验，使他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畏畏缩缩，在潜意识中排斥西方人，渴望在理想的“蝴蝶”身上实现男权的重塑。第六章是对本文的总结，指出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本文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宋丽伶和伽利马的属下身份以及他们不幸的命运是由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所导致的。由此可以看出霸权文化导向的是衰败，而多元文化并存势必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唯有保持平等与和平的立场，消除身份危机，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