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学与思想历来为人们所瞩目,研究牟宗三的论著十分丰富。学术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牟宗三的康德哲学研究的探讨,对“道德的形上学”的研究,对其学思历程、整体思想的记述与阐发等方面。但对于牟宗三的佛学研究思想,特别是对于牟宗三研究和诠释《大乘起信论》的内容和意义等方面的探析还比较欠缺,有待深入。因此,从牟宗三对《起信论》的思想研究、本体诠释、文化反思等方面入手,探析牟宗三研究和诠释《起信论》的内容和意义,对于全面理解牟宗三的哲学和思想会有所助益。牟宗三在对《起信论》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起信论》与华严宗思想特征进行了把握,认为《起信论》是华严宗的义理根据,二者都属于真常心系统；关于《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牟宗三批驳了内学院一系固守唯识家法斥《起信论》是外道论书的观点,并对《起信论》的思想理路进行分析,指出《起信论》符合大乘教义,且对中国思想史有着深远影响；经过仔细衡定《起信论》的体用义,牟宗三指出《起信论》包含的七种体用义都不是儒家式的立体直贯之体用,所以《起信论》乃至整个佛教都无立体直贯之体用义可言。牟宗三对《起信论》的本体诠释则体现在他对“一心开二门”理论架构进行诠释与超拔,认为此一架构肯认人具有“智的直觉”,能很好地证立“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建立并完善了“良知坎陷”说,对治康德哲学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并运用“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模式完成“内圣开出新外王”此一理论难题的解答。牟宗三由研究和诠释《起信论》,特别强调“一心开二门”此一思维模式之重要性,进而以是否承认人具有“一心”即是否具有“智的直觉”、是否具有自由无限心为前提,运用自华严宗密而来的判教方法对儒释道和中西文化进行了判释,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圆教,而西方文化是离教,其中,只有儒家才是正盈之圆教系统。最终,牟宗三借助判教而得的圆教系统,对西方传统之圆善问题进行了解答,认为只有在圆教的思维中才可能最终完成对圆善问题之解决。牟宗三对《起信论》的研究和诠释发展了《起信论》原有之思想,对于在会通儒释道三教、会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儒家思想,在社会面临文化危机的时代凸显儒家文化之优越性极具意义。牟宗三的学说体系与他对《起信论》的研究与诠释关联极大,所以其学说也受到《起信论》固有的思维模式、逻辑矛盾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