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解读晚清使臣薛福成出使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英国形象,分析了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势位逆转时期中国人对英国形象的一种特殊构造:它首先是一种“乌托邦”形象,发挥质疑本国现实、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但它质疑和颠覆的是当下的、现实的“自我”,而非历史的上古的“自我”;相反,古代的“自我”则成了“乌托邦”英国种种优长的发源地或与“乌托邦”英国关系密切、价值同等(甚至超过异国)的一个对等物;这样,形象制造者在乌托邦化英国的同时也实现了乌托邦化“自我”,从而使得此“乌托邦”英国形象又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形象的色彩,对中华文化和社会起一种正面肯定和整合的作用。此特殊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交融现象。形象制造者在这里以“意识形态”策略——中国人在遭遇到被打败被殖民等种种挫折后“发明”出來的聊以自慰的策略,一种典型的文化阿Q主义策略——制造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乌托邦”异国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力图通过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个案研究,揭示两国势位逆转时期转为弱势的一方在制造强势方形象时所特有的规律:在“自我”形象问题上、“乌托邦”异国的功能和“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方面展开理论探讨,为当代形象学理论作出谨慎的补充。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鸦片战争前英国形象在中国的变迁,第二章论述中英势位逆转时期出现的诸种英国形象。此两章是把薛福成笔下的英国形象置于历史上英国形象变迁过程这个纵向参照系和鸦片战争后与薛福成同时期的官员所塑造的多种英国形象这个横向参照系中加以观照。第三、第四章集中论述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形象和薛福成英国形象中潜在的“自我”形象(异国形象中潜在的“自我”神话),阐明他如何在“自我”形象的价值系统中为英国形象定位,如何摆放“自我”和“他者”的位置,如何做到在制造英国形象的同时强化历史上关于本国的神话。此两章是把薛福成笔下的英国置于“自我”价值系统这个参照系中加以观照。本文最后一章把薛福成笔下的英国形象置于当代形象学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观照,研究其独特的形象状态——“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交融,及其独特的形象制造策略——“意识形态”策略,并评价此“意识形态”策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作用,挖掘策略背后的文化和认知心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