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对严复《天演论》翻译的研究中,人们多是以他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去考量《天演论》,而很少考虑译者、译作与译入语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拟将《天演论》的翻译置于目的语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等社会因素及其对翻译全过程的操控进行剖析,从而深入理解在翻译改写背后译者的文化动因。　　 本文从清末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译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由于清末赞助势力是集意识形态,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三者于一体的权力阶层,这使得严复不仅在经济及社会地位上依附于赞助势力,而且在他翻译中同时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的操纵。文章针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选取了几个儒家传统的观念,对它们在《天演论》翻译中的操控进行具体分析。另外,本研究还从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系统的特征,总结了当时影响《天演论》翻译及语言选择的两个文学功能,即“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和“文学救国启蒙”的近代文学观;并且通过考察严复时代的两个主流诗学——桐城派和湘乡派——的联系与特征,详细分析了它们在《天演论》翻译中的影响。　　 通过这种翻译理论模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明确了译者、译作与译入语文化三者的互动关系,使人们能够在宏观的视角下重新审阅严复的《天演论》。同时指出,严复致力于使中西文化融合的努力,也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