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初盛唐正处于从发端到定型的过程中，它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在诗的唐朝，齐梁诗风在初盛唐的沿革与此密切相关。引言部分综述了前人关于科举与唐诗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即以科举中的文化导向之变为背景，观照齐梁诗风在初盛唐的命运，分高祖、太宗时期，高宗、武后时期，玄宗时期三个阶段展开论述。高祖、太宗时期的科举文化导向是先儒后文，儒家的德行、学识在科举取士的公开标准中占据了优先地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南朝文化的影响，对文学才能也相当重视，这一点在贞观朝中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齐梁诗风一面被持儒家政教诗观者从理论上加以批判，一面又在实际上为贞观朝君臣所爱好和学习。不过，在接受齐梁诗风的过程中，儒家的雅正观念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力和矫正力。高宗、武后时期，科举中的重文轻儒之风大盛，诗歌才能在取士选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并在这一时期正式被列为进士科考试项目，由此推动了宫廷诗人对齐梁诗歌形式技巧的关注、吸收、和发展，并且影响了众多士人。但与此同时，四杰、陈子昂等具有儒家思想背景、仕途不太得意的士人又对“以诗取士”的方式和过分重视、发展齐梁诗歌形式技巧的风气进行了严厉批判。玄宗之世，重文与重儒两种文化导向在科举中由排斥走向融合，文儒并重的文化政策使一批既有文词之才、又有济世之志的士子登上了盛唐的政坛和诗坛。他们对齐梁诗风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在继承中加以改造和创新，以其题材、体制、声律、词藻等形式载体，表现自己的功名抱负、人生意气和时代精神。张说对此有倡导示范之功，而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人是杰出代表。结论总结了上述论点，指出在科举文化导向尚不稳定一致的初盛唐，齐梁诗风作为一种与儒家审美观相背离的文学形态，作为“文”的一个极端的样式，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命运随着科举文化导向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