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证监会多次在重要会议中强调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包括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其中,年报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监管上市公司年报信息的重要措施,通过对年报的疑点和风险信息“刨根问底”式问询,既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起监管效果,又对市场起引导和教育作用。近年来,年报问询函呈现公开化和透明化的特点。自201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公开披露年报问询函以来,年报问询函的问询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问询强度和频率逐渐加强,上市公司面临的监管环境越来越严格。其中,不少比例的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提出问询。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广泛存在,加剧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监管趋严背景下,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年报问询函为切入点,以我国2014-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为研究对象,通过应计盈余管理、非经常性损益操纵和真实盈余管理三个维度识别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了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此外,本文进一步考虑年报问询函的异质性(问题数量和收入问题数量)与被问询公司的异质性(公司风险、公司规模和是否四大审计)对年报问询函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和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起到抑制作用,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提高。这表明在监管环境趋严背景下,管理者避开监管风险较高的盈余管理方式,转而使用隐蔽性较强、风险较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问题数量和收入问题数量越多,对应计盈余管理和非经常性损益操纵的抑制作用越强,但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增加。此外,相对于“低风险”企业来说,“高风险”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后更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和非经常性损益操控。规模越大的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越强。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更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本文基于中国监管制度背景,研究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丰富了我国年报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监管当局监管措施效果的相关研究。同时,本文研究补充了以年报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监管措施对公司盈余管理治理效果,丰富了盈余管理外部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