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是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集前人大成而开后人之势,影响波及清初四王、四僧、金陵画派、新安画派等几乎整个清代至近代的文人画坛,可谓“狮子一滴乳,散为诸名家”。他融通古今,洞察时弊,以禅喻画,提出了包括书画历史、理论、技法、品鉴在内自成体系的一套书画理论,堪称“度人金针”,流传甚远。与董其昌立定精神,匡扶书学、画学正脉之举相应的,是晚明关于书统、画统的争鸣,以及道学思想的统一危机。程朱理学因僵化而走向式微,心学发展亦逐渐暴露出疏狂的流弊,儒学正统亟待扶正。从董其昌特殊的宦海经历和儒家抱负来看,其强调正统的思想主张与所提倡的书画理论极可能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对于这一点的求证,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书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亦大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所谓“文人之画”的内涵。本文从董其昌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出发,首先探明其对于自身“士人”身份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重视,再由表及里,从他对于理学与心学的道学思想正统之争的态度,发掘其思想在立场上的中立性和观点上的调和性。而鉴于士大夫“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学思想的反映和落实,于是,紧接着笔者试图在董其昌的文学主张中,找到与其思想倾向的同构性和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大致可以明确,董其昌具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并在思想和诗文中体现出了几乎一致的调和倾向。一旦依此路径进入董其昌的书画世界,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其书画理论背后的逻辑关系。本文对董其昌的书、画两部分内容都进行了两个层面上的分析:一是董氏如何在正统观念下实现对书史、画史正脉名单的重构;二是其为判断和区隔正统与否建构了哪些独特的理论标准。两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书史、画史与书论、画论,它们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下共同构成了董其昌的书画正统观。并且,从对董其昌思想、文学、书学、画学四个领域的同步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理论源头上,四者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苏轼,对苏轼思想及文艺理论的接引,是其正统观念坚实的立论基础。而董其昌极力维护正统的本质,就是提防自北宋以来的“道德-诗文-书画”一体的士人精神世界的瓦解,士大夫群体道德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地位的滑落,以及士人精神的失落。他在书画理论中提出的诸如“离”与“合”“生”与“熟”“守法”与“舍法”等辩证关系的概念,和在取法上对“北宗”与“南宗”“宋画”与“元画”的融合态度,都体现出了他中立性、调和性的匡扶正统的主张。而最终,他从苏轼“平淡”的文学主张中发展出了 一个贯穿“道德-诗文-书画”整个系统的核心概念——“淡”。淡,串联起了道德上的淡泊寡欲、诗文上的平淡天真、书画上的士气淡意,被董其昌标举为了士人审美和修身的最高境界,以及鉴别正统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