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关键内涵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当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迁,在促进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四五”规划纲要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多次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与实践层面的蓬勃发展和政策层面的备受关注相比,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学者们对于数字经济是否存在“索洛悖论”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明晰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际作用,对发挥数字经济的效率提升效应,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效率视角出发,围绕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技术经济特征进行阐释。以Aghion和Howitt（2009）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理模型。以“连接—数据—融合”为逻辑主线,从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微观企业三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第二,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世界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度与国际比较。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TOPSIS方法测度数字经济指数,并采用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Moran’s I指数、泰尔指数和收敛模型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第三,采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测度拓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分别从宏观效率、产业效率和企业效率三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作用机制与影响差异;第四,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具有总量优势,但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有待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东—中—西依次递减,各地区呈现多级分化特征。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当前数字经济区域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不平衡性主要源自区域内差异;第二,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拓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发达国家的作用效果优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中西部地区和低生产率地区的作用效果优于东部地区和高生产率地区。从作用机制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均能够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技术进步效果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机制属于技术效率改善型而非技术进步驱动型;第三,在产业层面,数字经济显著带动了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效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强,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效率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分行业来看,数字经济促进了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专用设备等制造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等服务业TFP提升,但并未对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TFP带来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业和服务业TFP提升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而制造业TFP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高技能劳动力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强化数字经济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第四,在企业层面,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前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发挥正向推动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成长期企业、中低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所享受的数字经济红利更为明显。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呈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第一,构建了效率视角下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将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对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作用机制进行理论阐释,丰富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第二,揭示了数字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的发展逻辑。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炼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本质特征,丰富了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研究,为指导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三,提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法,设计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在同一标准下对世界38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价值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五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拓展了数字经济的测度研究;第四,阐明了效率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与影响差异。分别从宏观效率、产业效率和企业效率方面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与影响差异,为明确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数字经济“索洛悖论”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