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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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探讨的是疍民社区的边界及疍民的自我认同。1966年,在“连家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聚集在宁德漳湾沿岸的疍民船户集中于三沙湾内的横屿岛上岸定居。然而居处方式与生活形态的改变并未如政策所预期的,使疍民与所谓“岸上人”发生融合,横屿疍民与其周边社群间的边界至今仍旧鲜明地表现在前者的日常生活中。就外部的群际关系而言,横屿疍民在与南埕人围绕横屿岛所有权的纠纷与互动过程中,通过仪式行为与日常的空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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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探讨的是疍民社区的边界及疍民的自我认同。1966年,在“连家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聚集在宁德漳湾沿岸的疍民船户集中于三沙湾内的横屿岛上岸定居。然而居处方式与生活形态的改变并未如政策所预期的,使疍民与所谓“岸上人”发生融合,横屿疍民与其周边社群间的边界至今仍旧鲜明地表现在前者的日常生活中。就外部的群际关系而言,横屿疍民在与南埕人围绕横屿岛所有权的纠纷与互动过程中,通过仪式行为与日常的空间实践在横屿岛内部制造出了指涉两个社群的空间界限,借由空间表达与象征性地重构了二者间的社会边界。进而,在1960至1970年代的农业转型失败后,横屿疍民将渔业生计融入自我认同的建构,“擅长做海”与“不会做田”构成其认同的一体两面。这样的身份观念与自我认知也影响了其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实践,横屿当地的渔业生计显著区别于周边社群,而标会通过家户间的金融合作赋予横屿的渔业生产以经济自主性,使横屿疍民得以在漳湾地方社会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生计上的区隔进一步降低了查民融入地方社会的可能。最后,就横屿疍民社群的内部结构而言,疍民上岸之前的社会组织方式横屿社区内部的裂解,反映出旧有的共同体结构的效力。总体而言,在群际互动与内部社会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横屿疍民与其周边所谓“岸上人”间的社会边界仍旧存在,而在感知、经验与重构边界的过程中,横屿疍民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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