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众多,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探讨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既可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及其内在规律,还可以借此分析和判断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通过研究视角的建构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来研究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研究途径上,首先是运用社会经济地位理论,将大卫·金伯格的“六原则”和德克梅里安以及瑟梅利斯的“输入-输出”分析模式相结合。同时,以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行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等作为“输入”自变量,以美国的外交政策议题作为“输出”因变量,以国际政治环境作为中介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过程进行全面探讨。在全面考察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影响政府外交政策一般方式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美国犹太裔、印度裔和古巴裔等三个群体作为案例进行深度考察,对其不同的影响动机、影响过程和影响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国内少数族裔群体数量众多,但能够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明显的影响主要还是这三个比较典型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较而言,美国犹太裔群体的融入程度最好,社会经济地位最高,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效力也最为明显;美国印度裔群体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已稳居美国中产阶级阶层,而且其“积极融入”的态势也使其影响力不但加强,未来必将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美国的古巴裔群体长期以“政治难民”身份自居,虽然社会融入程度较差,但其以“反母国”为特点的影响方式同样也具有典型意义。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本文发现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与其母国外交关系发挥的影响作用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正向推动”,即通过族群的力量推动美国与其母国外交关系的积极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反向掣肘”,即通过族群的影响来阻挠美国与其母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和改善。总的来看,这三个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有明显的结果。犹太裔群体对于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制定。印度裔群体在积极融入美国的同时,则综合动用群体的力量,通过组织化运作、草根动员和同行结盟等手段积极维护其母国利益,从而使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古巴裔群体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母国”特点,借助该群体独特的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特点,对美国长期坚持打压古巴的外交政策“推波助澜”。总的来说,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无论是正向推动或是反向掣肘,其影响效力和影响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其族群的内部凝聚力、社会融入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而少数族裔群体积极参与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本身,同样也体现了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