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一个作家命名的文学现象并不多见,类似的有“何其芳现象”、“路遥现象”、“柳青现象”等。这些作家所体现的文学现象,均显示出作家自身或作品创作的独特性,又具有某种代表性、对整个文学领域产生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作家能成为“现象”,就意味着他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审美内涵并具有相当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文学史存在,值得作为个案予以具体深入的学理分析。梁斌的文学创作在时代和政治的夹缝中大放异彩,其代表作《红旗谱》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与此同时,梁斌的创作又独成一体,其文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内涵。因此,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梁斌的文学创作确实具有值得专门探究的独特价值。本论文所谓“梁斌现象”是指,梁斌的创作既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规约,又坚持“美化生活”的文学观,坚守现实主义立场,将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并最终寻找到意识形态规约与个人体验表达的最佳契合点,进而使文本在“十七年”与新时期都保有独特的文学史位置。“美化生活”的文学观是促使“梁斌现象”形成的首要因素。梁斌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契合”与“疏离”的微妙关系。梁斌虽然一再强调对于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认同,实际上他所认同的观点是符合其自我主体表达的部分。“政治生活”是梁斌书写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梁斌所理解的“生活”概念范围更广,囊括了社会风俗、生活图景、各类人、各种事。他写阶级斗争,但并不忽视“非斗争”的、和谐的日常生活。同时梁斌强调作家的主体作用、文学贵在独创,认为文学所书写的“生活”具有特殊性、审美性,即熔炼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作家的审美体验、思考所得同样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因此,文学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政治与宣传功能。“美化”的目的并非迎合政治需要,它由作家自我的思想和对现实的美好愿景所决定;作家对于自己所塑造的对象有着强烈而深切的感情,这既是他的理想所在,也是作者生命体验的真挚表达。“美化”的标准不得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梁斌始终关注典型人物与时代、历史、现实生活的关系,强调每个文学人物都应具有独立的个性和正常的、现实的成长过程,作家的夸张和虚构要合乎生活规律和历史情境。独特的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梁斌的文学创作。“革命体验”使得梁斌对于政策与革命实践有着深入地了解和自我的思考,梁斌既能从“阶级”的观点认识“人”,又不限于以阶级身份划分人;丰富的情感体验让梁斌致力于书写一个“有情”世界;梁斌热爱生活并能品味生活,“日常生活情趣”成为其文学书写的特点之一。与“冀中三杰”的另外两位王林、孙犁相比较可以发现,梁斌的确在书写理想农民形象、突出党的正面领导、强调阶级斗争主题等方面更加契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但这与梁斌的文学观念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梁斌将自己的个人体验与“美化”追求融入革命叙事中,形成了革命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交融、独具个性的文学景观。由于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执着于自我创作个性,梁斌的小说创作保留了生活原生态场景,流露出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拓展了文本的阐释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