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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个体具有根据外部线索在语言之间快速且准确转换的能力，研究者们称之为语言控制(e.g., Kleinman & Gollan, 2016; Poulisse & Bongaerts, 1994; Prior & Gollan, 201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负责冲突监测、反应选择和反应抑制的大脑区域语言控制与认知控制重叠(Abutalebi et al., 2008; Blanco-Elorrieta et al., 2018; Branzi et al., 2015)。场认知风格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在感知、组织和处理环境信息等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Guisande et al., 2007)，而这些认知过程也与语言控制密切相关(Abutalebi et al., 2013; Festman, Rodriguezfornells, & Munte, 2010)。为了进一步考察场认知风格是否可以通过这些认知功能影响双语者的语言控机制，本研究采用联合语言转换范式，分别使用EEG和fMRI技术，考察具有不同场认知风格的双语者的语言控制机制。
实验一采用图形镶嵌测验测量双语者的认知风格，然后采用EEG同时记录两名双语者完成联合语言转换任务时的脑电数据，在该任务中两名被试按照线索提示轮流使用汉语(L1)或英语(L2)对图片命名。结果发现语言产生过程中的线索锁定阶段，相比于人际内条件，场独立组在人际间条件下引发了更大的N2效应，而场依存组则引发了更大的晚期正成分(LPC)；刺激锁定阶段的人际内条件下，只有场依存组转向L2比转向L1引发了更大的LPC。
实验2采用fMRI技术扫描汉-英双语者完成联合语言转换任务时的大脑激活状况，从空间角度揭示具有不同场依存风格个体在双语产生和理解过程中的语言控制机制。结果发现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人际内条件下，只有场依存组转向L2比转向L1激活了更多的语言控制网络中的脑区，如左侧额下回，扣带回和顶下小叶等；并且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场依存组不仅激活抑制控制脑区还激活了一些特定于语言加工的脑区，如颞中回和舌回。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场认知风格通过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调节语言控制。
2.场依存双语者在转向L2时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抑制L1，而场独立双语者可以利用较少的认知资源和脑区有效的完成语言转换。
3.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需要不同的脑网络参与。
实验一采用图形镶嵌测验测量双语者的认知风格，然后采用EEG同时记录两名双语者完成联合语言转换任务时的脑电数据，在该任务中两名被试按照线索提示轮流使用汉语(L1)或英语(L2)对图片命名。结果发现语言产生过程中的线索锁定阶段，相比于人际内条件，场独立组在人际间条件下引发了更大的N2效应，而场依存组则引发了更大的晚期正成分(LPC)；刺激锁定阶段的人际内条件下，只有场依存组转向L2比转向L1引发了更大的LPC。
实验2采用fMRI技术扫描汉-英双语者完成联合语言转换任务时的大脑激活状况，从空间角度揭示具有不同场依存风格个体在双语产生和理解过程中的语言控制机制。结果发现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人际内条件下，只有场依存组转向L2比转向L1激活了更多的语言控制网络中的脑区，如左侧额下回，扣带回和顶下小叶等；并且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场依存组不仅激活抑制控制脑区还激活了一些特定于语言加工的脑区，如颞中回和舌回。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场认知风格通过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调节语言控制。
2.场依存双语者在转向L2时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抑制L1，而场独立双语者可以利用较少的认知资源和脑区有效的完成语言转换。
3.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需要不同的脑网络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