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分歧和冲突愈发明显,以关税等边界措施为核心的WTO传统贸易规则因难以满足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而陷入停滞,加之全球价值链和“任务贸易”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各个国家在规则和标准上的一致。于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力主并推动以新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TPP、TTIP、TISA以及美式BIT（2012）为载体实施和引领新规则,改变国际生产和投资布局,主导全球价值链。迄今为止,以规则一致、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标准等一系列边界后措施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确实已经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生产和投资布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产生该影响的理论机制,检验其影响路径和事实。文章首先梳理了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及其影响的文献,对比新规则与我国FTAs投资规则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其次,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多国FC模型,数值模拟新规则实施引发的投资转移效应及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动态调整,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为例进行检验;接着,考察随着国际生产投资布局调整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后向参与及分工地位,分析并检验新规则对各类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最后采用全球贸易分析GTAP-Dyn模型量化评估中国应对新规则投资转移效应的三种方案及效果。研究的结论如下:（1）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以区域或双边规则逐渐替代全球性规则;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更高;边界后措施成为关注焦点。对比新规则与我国FTAs投资规则的差异发现,我国FTAs投资规则无论是在覆盖内容、标准还是在投资相关的新议题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新规则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谈判的主流,并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规则改变了成员国之间“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水平,导致各国投资者（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变化,产生投资转移效应,最终使生产和投资逐渐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移。（3）在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中,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度”和以ISDS、劳工和环境准则、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边界后措施为代表的“投资保护”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市场准入”并不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而是与“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共同发挥作用。（4）发达国家意图通过新规则引发的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调整加快区域生产链、价值链的闭合,达到重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的目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点,即新规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规则实施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实施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了负向影响,并且,其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新规则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武器。（5）中国应对新规则投资转移效应的方案是按照本国可接受的规则（包括传统贸易规则和部分新规则）推动甚至主导区域一体化,包括RCEP、RCEP基础上形成的FTAAP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运用GTAP-Dyn的模拟评结果估显示:RCEP是中国应对新规则投资转移效应的最佳选择;RCEP基础上形成的FTAAP能够应对新规则投资转移效应（虽然不是最佳选择）,并且使亚太地区更多的国家受益;“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应对新规则投资转移效应的作用较小,但能够缓解新规则导致的国际生产和投资往美欧国家的高度集聚。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一,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多国FC模型,阐释并推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影响国际生产和投资布局的理论机制,并通过区分国家类型、设定贸易自由度参数等模拟美欧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实施新规则引起的国际生产投资区位（份额）的动态变化。二,根据新规则影响生产投资布局的三类渠道（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投资保护）,分别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量化评估新规则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影响。三,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引入价值链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指标,理论分析并量化评估新规则实施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化,检验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新规则影响国际生产投资布局进而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