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认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今文学领域最为多产的几个女作家之一。由于其幼时曾在加拿大多个州生活并学习过,加上后来在美国的留学经验,阿特伍德拥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为其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此外,家庭的影响也让阿特伍德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对于其文学敏感性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四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阿特伍德创造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诗歌、小说及报告文学等。在其早期作品中,她主要关注的是生存问题,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八九十年代乃至今天,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自然与人类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危机开始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作为一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意识到如果人类仍然固守唯发展主义,科技主义及人类中心主义,无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待人类的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逐步改变旧的发展模式,她开始了生态小说及生态预警小说的创作。在这些作品中,她深入而细致的讨论了自然与人类,人类与社会以及人类同自我的关系,例如《浮现》(1972)、《使女的故事》(1985)、《羚羊与秧鸡》(2003)及《洪疫之年》(2009)。　　本论文将以《洪疫之年》(2009)为例来分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生态意识。《洪疫之年》(2009)与《羚羊与秧鸡》(2003)描述了同一个故事:人类在强大且无休止的欲望驱动之下,放纵物欲、追求极度奢侈、丧失人性,最终走向自我灭亡的历程。不同之处在于《洪疫之年》(2009)选择了一组边缘化的底层人物“上帝的园丁”作为叙述者,从边缘者的角度来看社会。本论文通过这些人物及其特征,分析作者的生态和谐意识。　　小说中着重凸显了两大类生态危机:生态自然危机和生态社会危机。作为一部生态预警小说,危机不仅表现了小说中的社会生态问题及主题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担忧。阿特伍德在废弃的屋顶上构建了一个“上帝的花园”。这个花园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运行法则,倡导生态的生存生活方式。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自然仅仅被认为是人类生产索取场所的今天,阿特伍德通过构建这一“世外桃源”,表达了其明显的生态世界观,即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中对待自然万物的伦理职责。她认为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于每一类物种的和谐生存。“上帝的花园”里住着“上帝的园丁”—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远离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拒绝肉类,拒绝化学药剂,拒绝合成物种;在“上帝的花园”里过着自然,朴素而健康的生活。这一生活方式蕴含着生态整体主义中对自然价值的界定:在生态系统中,人类应该在丰富的生态精神指导下,秉承生态价值观以实现多样化的经济价值。“上帝的园丁”由“亚当们”、“夏娃们”和一群被社会遗弃的孩子组成,他们不以个人利益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准,拒绝追名逐利,否定极度物欲;推崇生态共荣,万物和谐,以实现生态意义上大我价值的实现,以此保证生态整体性和完整性。这正是作者阿特伍德所推崇的一种在生态整体观念之下,个人应不为私利,努力实现生态自我的人生境界及人生追求。　　小说中,阿特伍德并没有满足于发现问题,她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构建、以及对“上帝的花园”及“上帝的园丁”的细节描写,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建议:客观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生态和谐观。这一思想与中国老庄思想和现当代所提倡的生态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应尊重生态圈的生存法则,在保证物种和谐的前提下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共荣。　　通过分析小说《洪疫之年》文本及其内涵意义,作者认为人类应秉持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不可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随意干扰生态圈其他物种的发展;在和谐共荣的思想指导之下,寻找解决生态问题,处理自然与人类,人类与社会及人类与自我危机的有效方式。阿特伍德的生态意识不仅能警示世人,同时对于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生态自然危机和生态社会危机,实现自然与人类,人类与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