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作为教育思想史、妇女史与社会史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亦是关乎女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切入点,更是解读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化的基点。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周南女校(1905—1938)在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曲折发展及复杂面相,透视女子教育思潮、性别文化、社会观念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期将周南女校更深地内嵌于近代中国的整体历史中,进而展现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演变。近代中国遭遇千年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兴女学”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精英知识阶层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周南女校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创办,其发展历程与近代女子学制改革、女权运动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相始终。在一定意义上讲,周南女校既是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磋商与较量的演练场,也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缩影。但面对多种因素的纠结与抵牾,周南女生不是纯粹的被动者,她们适时而自主地选择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其主体身份。随着“兴女学”被建构为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形象的重新界定和身份定位随之开启。“贤妻良母”就是在这一语境下从日本引入,进而衍生出“女国民”、“男女教育平等”、“新女性”、“母性主义”等新名词,它们或代表一种妇女形象,或一种观念,甚或一个隐喻。这些新名词一旦遭遇女子教育,很快就融合成诸种女子教育观。自戊戌维新至抗战前后,贤妻良母论、女国民论、男女教育平等论、新女性教育观和母性主义依次登场,它们或重叠变迁,或嬗变,或冲突,汇成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整体流变,决定着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周南女校因其私立性和地方性,其教育宗旨与主流女子教育思潮时而吻合、时而疏离,呈现一定的独特性。近代女子教育的最大获益者无疑是知识女性,教育使她们视野开阔、学识增进、能力提高,最终导致以知识女性群体崛起为标志的性别结构的改变,由此开启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女子教育宗旨,使占主导地位的贤妻良母论不断遭到质疑和批判,甚至被突破乃至超越。女子教育思潮既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铺设平台,而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有生力量,两者构成良性互动。本文以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地方性女学堂“周南女校”及学习生活于其中的女生为表述对象,采取个案研究路径,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兼顾地域、阶层、性别、时代等差异,运用思想史、妇女史和区域社会史等多学科交叉方法,把解读周南女生自办刊物、书信、日记、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与口述访谈相结合,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其校园生活及社会表现,凸现其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以“小历史”补以往“大历史”之不足的研究取向,既扩展了研究领域,又有助于新的史学观念与理论框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