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既受社会因素决定,也受一定的心理状态影响。行为与心理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民众心理的变化对秦末汉初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统治政策影响民众心理,秦末暴政的产生与秦统一过程中六国对其歧视态度有着重要联系。秦早期地处偏西北,被六国视为夷翟。秦统一后,基于复仇心理,实行地域歧视,注重“力”胜,忽视“德”治,百姓失去了生存权利,人们处在悲愤的氛围中。由于民众悲愤的情绪积压,产生反秦动机,陈胜吴广利用民众的悲愤心理发动秦末农民起义。统治者利用民众心理特性进行战争部署,达到目的。陈胜在起义中利用舆论与暗示心理凝结队伍,激励士气。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根据集团成员的心理需求来加强集团建设,与项羽集团相持中,对于民众心理的把控精准,约法三章深得民心,实现民众对生存需求的渴望。从利用暗示手段神化领袖初步树立威望,到约法三章后百姓唯恐其不为王,刘邦的“民心”越来越盛。反观项羽,对其集团成员的多疑使其不断的失去良将,屠城手段残忍,使民众惧怕他,不遵法律只按这人意愿办事的专制行为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项羽一步步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失败。刘邦对民众心理重视,使刘邦得民心,得人才,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政权。民众心理影响统治政策,汉初承秦之弊,高祖刘邦深谙得民心的重要性,充分利用汉初“民心思安”的心理,采用陆贾建议,以“德”治安抚民心,以无为而治滋养民生,重拾礼法,塑造民众对“孝”的信仰,形成心理制约,重建社会秩序,完成对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