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对“革命”的陈述及其陈述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革命话语”。革命话语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生存机制、基本格局和审美品格。从革命话语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为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理论阐释。本文以革命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线,在展示中国现代多元“革命话语”相互竞逐的文坛景观的同时,力图将革命与文学之间依靠想象性勾勒而形成的虚线联系变为实线的连结,真正落实革命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是一个被建构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建构能力的结构。革命话语的生产过程,也是新的社会信仰、社会关系、价值标准、美学风格得以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革命历史主体得以产生。革命话语以“历史的必然性”观念为支撑,通过审美化的方式,营造了诸多幻象。这些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幻象以合理合法的名义迫使个体自觉交付自身,献祭于—个高高在上的“集体”。建基于逻辑法则之上的审美幻象,褫夺了真实的历史进程,用必然否定偶然,用逻辑代替历史。通过将政治权力对个体的征用、控制与奴役道德化、伦理化、审美化,革命话语将权力关系“自然化”了,个体对这—深层的奴役关系毫无察觉,它实质上构成了“隐蔽的暴政”。　　 本文按照革命话语的生产方式、生产者、生产内容三个方面来布局谋篇。第一章阐释革命话语的生产、复制、传播方式；第二章探讨革命话语的生产者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四、五章深入剖析革命话语再生产出的革命信仰、革命伦理、革命美学,揭示其中深藏的权、利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是以“资本化”的方式,依靠现代传媒来生产、复制与传播的。革命话语“资本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革命话语的“资本化”集中展示出在政治需要与经济诱惑之间,文学生产所不得不面临的重重悖论。革命话语的资本化为现代文学对抗政治权力的控制与侵蚀提供了可能,但同时却消解了它的文学特性。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革命话语却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才能流布开来。以张资平为代表,纯粹将革命话语做为经济资本而生产的文学实践；以周毓英为代表,用革命话语争夺社会资本的行为,都不可能使革命话语坚守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品格,带来的只能是革命话语的变态、变质、变味,最终只能被现代文坛所遗弃。　　 政治权力往往通过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区分来排斥异己,控制革命话语的生产者,进而将革命话语纳入政治权力期待和预设的轨道,使其成为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蒋光慈带有极强个体性质的革命话语生产,在文学追求、商业利益与政治需要之间周旋,他试图兼容三者,却不可能如愿以偿。其结果是被国共两党同时取消了话语生产的合法性,以悲剧命运而告终。以丁玲为代表的女作家从追求自身独立解放投入革命阵营,由对情爱话语的执著转向革命话语生产,却被套上了“去女性化”的另一重性别枷锁,其话语也不断向男性话语靠拢,最终汇入革命话语大生产的滚滚洪流。女性在革命中不仅失去了自身的性别特征,也失去了表征自我的话语权力。　　 革命话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革命信仰的再生产。革命信仰实现了社会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为新的权力秩序的实现提供了不竭的自我牺牲性力量。革命信仰的建立与植入人的灵魂,是借助宗教的形式而达成的。通过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区分,革命话语展示了革命信仰拯救个体灵魂的伟大力量。在神圣的宗教般的精神前景的召引下,个体义无反顾地皈依于革命。革命仪式则通过“成人”仪式、地位逆转仪式、庆典仪式等形式将革命信仰深植与广布开来。　　 革命伦理包括革命组织自身的伦理和革命组织中人的伦理两个层面。革命话语借用民间伦理资源,从公平的丧失、法律的失效、暴力的非正义等方面来凸显革命的正义性。革命的情爱伦理表现出强烈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崇拜倾向,革命情爱伦理中“阶级”统辖着“爱情”,“情”为“力”所排斥,男性统治着女性。这种情爱伦理并没有任何性别内涵,只是“革命”的空洞的隐喻。革命伦理中的亲子关系则以“恋母弑父”为主要内容,以去血缘化为主要特征,试图以“革命”的名义重塑亲子关系,重组革命家庭。但因为极力消除亲子关系中普遍的人情、人性、人道内涵,它只能成为—个亲子关系的乌托邦。　　 革命美学具有独特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品格。它以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出发点,提倡对“现实”的逻辑再现,以此揭示出“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美学原则使革命的“现实主义”用观念“现实”规避和放逐了实在“现实”,将“现实”简化为“黑暗”和“光明”,拆散了艺术对现实的依从关系。这无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沦丧,使革命“现实主义”走向了反“现实主义”。革命美学的审美品格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存。革命美学追求粗暴、粗砺、雄浑、健壮的力之美,它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和谐、静穆,以动荡、斗争为审美特征。革命美学对崇高美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促进、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但与此同时,它愈演愈烈的粗糙、偏执品性也使其走向了反现代的深渊。它所追求的崇高,因强烈的夸张性和排他性而沦为了“伪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