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上似乎遭遇低潮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成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素材,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越来越被视为与通常哲学理论一样的诸种哲学之一。在此前提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按照哲学的习惯模式进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拿来与各种哲学理论对比,被赋予各式各样的利弊得失。重要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当作诸种哲学理论流派之一似乎有损于马克思哲学的真理形象,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作一般的哲学理论是否是一种恰当的理解,在于马克思是否将自己的言述仅仅当作理论活动。　　 马克思曾经拟定的社会变革图景没有如期实现以至于马克思的思想仿佛不得不回退为一种有待实现的理论乌托邦,从而马克思也不过是许多怀抱社会理想的理论家中的一家而已,这是一回事,而马克思根本上未曾自视为一个哪怕怀抱深沉社会理想的理论家,未曾将理论的高明造诣引为自己生命的目标,则另是一回事。当马克思的思想目益被哲学化、理论化、学术化的时候,这种差异尤其值得重视。当马克思的思想被努力重构为某种完美的理论体系的时候,马克思要求扬弃理论,要求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内在地重建理论的本质和使命的努力看来就要在理论之崇高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当理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理论的习俗和职业规范看待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大概也就只能作为理论家出现。哲学家只能看见哲学家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只能看见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社会学家只能看见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历史学家只能看见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如此一来,马克思就在受到理论地重视或推崇的同时被理论地肢解了。　　 通过梳理和评析辩证法的历史和发展理路,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能动部分,其实质不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虽然理论总以话语形态存在,但是,并非一个人只要张口说话,说出一番关涉广泛的话,他就是一个理论家。在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中,曾经自然地存在一个时期,理论超拔于生活之上,自成一个超越的王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无奈的偶遇,而且是理论要完成自身就必须摆脱的一种羁绊。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并不是现实实践生活的一个有机的因素,相反,理论本身乃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一种超越人性企及神性的、静观的沉思生活。作为智慧之爱的哲学就诞生于这样的时期,并且成为作为高级生活样式的理论的典型实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乃是这种作为理论的哲学的卓越践行者,哲学家高蹈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上;当毕达哥拉斯第一个对哲学家形成自觉的时候,哲学家就是不涉名利的生活旁观者。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原初地与现实生活处在紧张关系中。　　 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最早的一批哲学家的努力主要是将哲学从现实生活中拔出去,形成一种独立的更高级的生活。对这种努力的简单否定当然是干脆无理论地固守于自在的现实生活,顺其自然,这种方式至今仍然是许多不耐烦于哲学的玄奥与迂阔的人的常见选择。但是,这只不过是简单放弃了紧张关系而已,对哲学、对现实生活都缺乏积极意义。使这种紧张关系获得积极意义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把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展开在现实生活之中。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卓越运用示范了哲学如何从现实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哲学如何使生活不再安宁,哲学如何平民化地在平民生活中来提升平民生活。苏格拉底辩证法使作为静观的、理论的哲学走出了自身,达到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本质性互动,质言之,作为辩证法的哲学成为现实生活的能动的变革力量。正是这种转变构成了苏格拉底带给希腊哲学的转折的关键内容。　　 苏格拉底为自己造成的转折自觉地付出了生命,这也表明哲学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紧张关系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相反,它成为哲学的一种内在的不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反复涌现着这种不安,直到这种内在的不安不再只是在哲学内部图谋理论的解决为止,而正是马克思的努力使得这种不安作为问题以及作为问题的可能解决被明确地置于现实实践的平台之上。　　 当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直接上溯于苏格拉底辩证法,虽然便于阐明在这里的问题意识,但是这种上溯显然也是有待具体化的抽象。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是直接在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前提下产生的。哲学和生活一样,充满了否定性的发展。　　 本文的“导言”由讨论马克思并没有一部单独阐述的作为哲学理论的辩证法著作入手,引出如下问题: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究竟是不是理论?究竟能不能成为理论?更一般地说,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毕竟是理论?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又不仅仅是理论?这些问题涉及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根据,而既然哲学即是哲学史,这些问题也就必定是在哲学历史的发展中生成和展现的,是在生存与旁观或者说实践与理论的张力中展开的。正文共4章,也就是这种张力的反思性评论。　　 第一章“哲学与生活的紧张关系”结合哲学史敞开问题,论证在生存意义上生活对哲学的优先性,以及反过来,理论对生活的超越性。　　 第二章“技艺与理论的对立”探讨作为理论的哲学的第一次重大的否定性发展,论证苏格拉底辩证法乃是重整生活的哲学技艺。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后,作为其传人的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却使苏格拉底辩证法再度回退为理论哲学。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由它们所示范的作为理论的哲学也便成为主流范式,换言之,作为理论的哲学成为哲学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克服的局限性。　　 第三章“行动与反思的张力”主要讨论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辩证法的行动性,以及以谢林为中介黑格尔的反思性辩证法。虽然与苏格拉底的背景不同,费希特辩证法植根于德国文化独特的精神传统,但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倡辩证法对生活本质性的能动性,辩证法通过费希特再次试图突破自身的理论性。这也使得费希特辩证法思想既区别于康德的辩证法思想又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但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反思性还是战胜了极端唯心的行动性,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作为这种胜利甚至代表了作为理论的哲学的最高成就。同时,黑格尔辩证法哲学因其巨大的历史感也极大地吸纳了西方哲学辩证法发展的伟大成果,哲学似乎也因此准备好了扬弃自身的充分条件。　　 第四章“辩证法是变革的科学”顺理成章地探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通过梳理马克思的历史境遇和精神境遇,阐明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瓦解过程中和社会现实运动的激发下所经历的思想成长,论证马克思对作为理论的哲学的自觉扬弃。这种扬弃并不是简单的非理论化,而是在葆有巨大的哲学辩证法精神遗产的前提下,颠倒黑格尔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为现实社会历史运动本身的革命性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精通哲学却不再是哲学理论家,扬弃作为理论的哲学却最积极地使哲学理论的精神内化于革命性的实践中,为了社会革命为了人类解放而撰述的《资本论》与标准的哲学理论著作毫无共同之处,但正是《资本论》内含着最生动的现实的辩证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使辩证法从作为理论的反思哲学走出来,成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能动因素。对于实践的辩证法来说,理论自身的自律性要求只具有局部的合理性,辩证法必须作为内容的逻辑而受现实内容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的辩证法诚然还可以被言说,但这种言说由于对具体实践境遇和内容有着本质的依赖性,这种言说就只能保持适于具体历史情境的稳定性,它要随着具体实践境遇和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注定了实践的辩证法不能获得理论性的完成,不能完成为理论——按理论的原始含义来说——不能完成为旁观和沉思。马克思只留下了《资本论》而没有留下纯粹理论性质的辩证法体系,对此我们恰好不应该要求更多,特别是不应该要求或者替马克思重构某种已被马克思扬弃的作为理论的辩证法。　　 理论对于马克思来说永远不是第一位的,理论只对理论家才是第一位的。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来说,如果它只能以理论的形式使理论家感到兴趣的话,如果它只是一种激进的见解而不同时也是社会行动的逻辑的话,那么马克思辩证法就丧失了自己最真实的意义。真正说来,马克思辩证法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典范而不是静观或反思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这是本文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