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出现了一批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其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以其丰富的史料、严谨的撰述方法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史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形成。而在邻国日本,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进行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中国史学史》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地描述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是最早的系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作。金毓黻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都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但在具体的撰述上两书又有着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书进行对比研究,探讨金毓黻与内藤湖南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时有何不同,从而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有进一步的了解。金毓黻有着传统学者的治学理路,重考据重史料,《中国史学史》经过撰写与修改两个阶段,成书不易。内藤湖南自小深受家庭影响,接受了良好的汉学修养。之后从记者到学者身份的转变,使得内藤湖南进行学术研究时更加关注时代与现实,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两本《中国史学史》的史家选取、史学分期和清代史学的研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对于史家,一方面,金毓黻与内藤湖南都选取了清代史学的边疆史地研究进行重点阐述。另一方面,金毓黻更加看重史籍的重要地位,因此比较关注撰写“正史”的史家,而内藤更多的是从史家自身出发,注重拓展史学研究领域的史家。关于史学分期,大体上金毓黻是以史籍、史家等因素为依据,以不同朝代的兴替为标准,内藤湖南则是基本以“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来进行分期。此外,两人都对清代史学进行了重点研究,都对考据学者和边境史地学者作了详细的考察,都非常推崇章学诚的史学。其中,内藤湖南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更加全面,且往往追溯至宋代所开创的近世史学,具有独到之处。通过对两本《中国史学史》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金毓黻的著作深受梁启超影响,同时带有浓厚的考据学特点。内藤湖南的著作则注重把握总体的史学,密切关注史学的时代背景。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两本著作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代表了那个时期史学史的整体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