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中转时期,文官政治、城市繁荣、平民文化、儒学更新运动等种种因素使理学迅速发展。宋代书论是这个时代美学思潮的浓缩,并折射出时代精神。在宋学内部,关学、洛学、濂学、蜀学、新学都具有复兴儒学的理性精神,从重视天道到重视人道,将伦理意义提升到宇宙本体,使一切艺术都作为人格精神的象征。以苏、黄为首的蜀学书论,直接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注重生命体验和艺术实践,博采众长,文道并重,在诗书画及理论方面贡献突出,代表了宋学的基本精神。北宋书论从注重外在的“意气”到注重内在的“韵趣”转换,是理学家“内圣”之学逐渐盛行的表征。南宋书论相对于北宋书论而言,面临着另一种转型。理学的成熟,政治的偏安,江湖文化的特色等,使“内圣之学”尤其发达。南宋书家具有理学家兼文艺家的双重身份,使书论更有高明纯一之境。理学家自觉加入到文艺创作中来,并有论书语录。无论是理学家还是文艺家,都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时代的转型特点。朱熹、魏了翁等理学家的“醇儒”思想影响尤大,主张文从道出,使书论走向深刻而单纯。他们重视书品与人品特别注重书论的伦理道德内容,“心画论”等尤其发达。这种批评方法奠定了元明清书论的批评模式。尤其是两宋所开创的理性精神,注重将书品与人品结合起来的论书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深远的影响。同时,在“道术”的分合时期,我们也应看到一个时代的多元化现象。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其发生、发展、转型的本身对文艺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理学被“官方”接纳以后,道术合一,必然左右文艺思想发展的方向,理学前后时期不同的内涵,对书论产生了正、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