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乡下人”的自我认同,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环节。对沈从文而言,“乡下人”不仅作为重要资源,建构了其特有的文化身份,而且作为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支撑了其文学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其建构与变迁的历史,不仅反映了沈从文个人遭际的浮浮沉沉,也折射出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多重侧面与复杂内涵。　　 本文尝试以类似“知识考古学”的视野,梳理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建构与变迁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作为美学范畴的丰富性。论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章,分别对应“乡下人”自我认同生成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乡下人”自我认同的萌生期,大体对应1923年沈从文来京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沈从文在文坛站稳脚跟。在具体的论述中,笔者将从“‘乡下人’的都市体验”、“乡土记忆的叙事学分析”和“‘奇异化’的叙事策略”三个方面,解析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生成,及其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沈从文而言,“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建构,至少就效果而言,构成了一个以乡土为资源,在与作为“他者”的都市的对话中,逐步获得认可,从而跻身都市文化秩序的“朝圣之旅”。　　 第二阶段是“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成形期,大体对应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已经在文坛上站稳脚跟的沈从文,一方面通过大量评论文章,表达了对当时日益商业化与政治化的文坛,尤其是对文学商业化与政治化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凸显了其作为文学家特有的敏锐与深刻;另一方面,在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原先相对清晰的地域格局被打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框架逐渐清晰。正是上述两个层面的突破,使“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实现了由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论范畴,到独立的美学范畴的升华。这一升华,从文学史论的角度而言,拓宽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视野,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内涵;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赋予了“中国形象”以更加丰富的层面与多样的可能。　　 第三阶段是“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发展期,对应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谓发展,主要表现在“国家认同”的强化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抗战”爆发触发了沈从文“国家认同”的加强,一方面表现为在沈从文的文学、文化评论中,“国家认同”的框架日益清晰,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湘西》和《长河》中对原有湘西形象的“驱魅”化努力。另外,这一时期以学院为主的生活,引发了沈从文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社会角色的思考,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专业化与边缘化的反思,时至今日依然富于启发性。在此基础上,沈从文提出了自己以“经典重造”为核心的文化观,立足于传统文明在现代语境之中,乡土文明在民族国家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　　 在结语部分,笔者主要想要探讨“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的普遍性,及其作为一个特有的美学范畴,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中具有的特殊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一方面立足文本,通过对沈从文文学创作、评论的大量阅读整理思路,寻找线索;另一方面注意沟通文本内外,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生成和变迁,放置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宏大背景中,从而增强了研究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