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国演义》传入日本之前,大量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译介和改编就已经出现在日本社会了。一般讲,中国历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在日本往往首先是以通俗译本的形式广为流传,然后再逐渐过渡成为“读本”,再往后便逐步走上各种文学和艺术形式的不断改编以及学院化研究之路。　　 自江户幕府时期,中国的《三国演义》开始传入日本,元禄2年(1689年)湖南文山刊行了《通俗三国志》。这本《通俗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继满文之后第二种非汉语的译本,由此引发日本第一次的三国热。1912年至诚堂书店出版了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是直接翻译自《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再一次在日本带来关注三国演义的热潮。应该说,是时代成就了江户和日本近代这两次三国热,以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今后这种三国热看来还将长久持续下去。　　 本论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重心是吉川英治本的《三国志》,最初于1939年8月至1943年9月连载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连载开始才不过半年,单行本即不断由讲谈社出版发行,而民众的广泛阅读热情的确是吉川《三国志》得以连载五年的重要基础。　　 吉川英治《三国志》主要依据湖南文山翻译的《通俗三国志演义》为底本,其创造性的改编尽管保留了原书的一些基本线索,但是却具有很典型的改编和重构特征。一开头就以虚构的刘备采茶遇匪,邂逅张飞,三英聚首取代了演义的历史回顾性开场,所谓“视邦家兴废,古往今来,治极而入乱,乱极而入治”等。结尾则在叙述完孔明预伏锦囊计斩了魏延,灵柩运抵成都安葬定军山后就戛然而止,全部删去了原演义的后十五回半内容。　　 进一步的仔细分析,我们则会发现,吉川的《三国志》全书充满着《平家物语》式的历史把握和叙事角度,足见其深受传统日本文学观念的影响,书中所着重刻画的英雄之美,慨叹英雄之死和许多关键的情节和叙事都不同于罗贯中的演义,实在是因为其中有着众多吉川“自己的阐释与创意”,是他按“自己的构思进行创作”的结果。相对过去曾经有过的译介和研究而言,吉川的《三国志》算得上是日本“战后三国热的源头”,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日本人对演义的新感受与新理解,遂成为近代中日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比较文学研究难以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