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发展差异巨大,而且差异随时间呈现明显扩大趋势。为了探究我国省际发展差异的主要动力来源,本文采用197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rrod-Neutral总产出函数,从年度截面、时间序列以及增长率分解等角度研究了物质资本产出比差异、人力资本差异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我国省际发展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产出比和人力资本只能解释省际发展差异的很小部分,而全要素生产率则解释了剩下的大部分差异。相关文献表明,由国有企业改革等推进的制度质量改进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制度质量不高引起的资源错配依然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由省际间不同的制度质量所引起。我们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广义矩估计方法,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阶段,研究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有着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制度质量高的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反而低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呈现出突出的阶段特征: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91年间,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之后的1992-2000年间,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使得2001-2008间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实现了很大的提升;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受阻,2009-2014年间,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出现了小幅下滑。制度质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最后,本文根据研究成果,为改善省际发展差异提供了政策建议,指出:开放性制度从促进技术扩散、转化人口优势以及增进薄弱领域建设等方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改革性制度从完善统一市场、增进要素配置市场化以及增强市场主体积极性等方面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开放性制度和改革性制度建设是提升制度质量的关键。制度质量提升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是递减的,只有坚持不断提升制度质量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改善省际发展差异的重点不在于增加中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而在于推进中部地区的制度质量提升,进而既通过提高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