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1949——1976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考察当代文学体制的形成、表现及其意义功能,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命题。 该论题的提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在现有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意义与形式讨论是主导性的研究模式,无论是文学观念、主题世界的阐释、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还是传统与现代、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文化把握,文学的意义和形式研究,一直是其主要着眼点,这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其次,在讨论当代文学的意义和形式时,确立了当代社会历史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但在对文学“自主”与当代社会(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他律”之间是如何发生转化与互动的,则是需要进行文学体制问题的讨论和追问。在文学观念与社会历史之间,文学体制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相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当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学的生产、流通与评价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当代文学体制借助于作家身份的改变、文学政策的制定、文学活动的控制以及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有效运作,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作品,文学生产与评价之间,实现了对文学政治化、一体化的管理方式。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形成”,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延安文学、苏联文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几个方面讨论当代文学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资源性力量。认为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与审查的规约机制等,它们所形成的文学体制对现代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形式在延安文学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把文学艺术看作一支文化军队,进行军事化的体制管理,部队文艺工作的“组织性”、“群众性”和“整体性”也成为整个延安文学体制的特点。尤其是在1942年以后,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文学的行政管理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延安及各地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的机构之内。“整风”运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还形成了作家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传统。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解放后也成为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