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政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领域施行的一项较为成功的政策制度,其对于缓解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的粮食、财政与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深处西南内陆的贵州也发生粮食危机,贵州政府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实施战时粮政,这也是自明朝建省以来贵州发挥战略作用和发展本省的一个重要机遇。贵州在明朝初期建立行省主要是政治、军事占据主导作用,造成建省之后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薄弱状况,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不足以自给。明朝政府依靠邻省“协济”这一措施解决了当时贵州显著的缺银缺粮问题,推动贵州封建经济缓慢发展。在清朝统治稳定之后,清政府对贵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使其进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在自然资源丰富、人口过少的贵州地区,清朝时期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与本省的农业生产形成正向互动,为耕地的开垦和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改变带来充足的力量。清朝时期的贵州虽还需要邻省“协济”,但在很大程度上基本满足了本省的粮食自给需求。近代以来,贵州进入军阀统治时期,其农业表现为停滞、衰败,导致此段时期的贵州粮食生产始终处于低水平线上,远低于同时期国内多数省区。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控制了贵州,稳定了贵州社会,使得贵州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平稳了当时贵州的粮食市场。这些自明朝以来的贵州粮食发展情况构成了抗战时期贵州实施统一粮政的背景与基础,其遗留的粮食问题也在战时粮政中得到初步解决。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贵州由于深处内陆,受战争影响较小,其粮食问题并不显著,粮价在正常范围之内浮动,各县富余之数和不足之额会根据市场的流通规则进行酌盈剂虚,还有少许富余县份会接济邻省,不足之县也会由邻省弥补,进行粮食自我调节。然而在1940年,全国受抗战局部战败和四川粮食歉收的影响,发生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军粮的供应和粮价的暴涨。国民政府为应对此次危机,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粮食管理,进入抗战统一粮政时期,贵州也在其控制领导之下也实施统一粮政。贵州政府针对本省存在的粮食问题,从粮食的机构、生产、征购、加工、运输、仓储等多个方面推行统一粮政,其中根据本省实际省情侧重于粮食增产和田赋征实两个方面。在粮食增产方面,贵州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和专业人才,成立专门农业管理机构——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亩产量,限制作物种类,提倡冬耕以及防治病虫害。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贵州粮食作物产量到抗战结束之时基本上都得到一倍以上的增长,也使得贵州的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垦和利用。田赋征实是贵州粮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贵州政府获取粮食的重要来源。贵州在国民政府标准之下,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建立各级粮食征收机构,制定随抗战形势变化的征收标准,还对田赋征实进行官方宣传,开展督导竞赛工作。同时,贵州针对军粮工作还设立专门的军粮机构——贵州省军粮局,进行军粮的征购和征借。最终,贵州的田赋征实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每年的征实数额基本达到既定标准的七成以上。抗战时期的贵州粮政是国民政府在贵州寻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为主要的手段,使得当时贵州的粮食和农业获得跨越式发展,但“战时经济”所具有的突发性、暂时性和脆弱性始终贯穿其实施过程。随着战事的结束,贵州粮政的弊失之处暴露无遗,严重影响到国民政府在贵州的统治。整体而言,抗战时期的贵州粮政利弊皆有,但从当时处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一项必然选择的历史制度,且其利大于弊。其实施一方面促进对贵州全省各地区和农业生产力情况的掌握,改变了贵州农业种植结构,提高了农业发展质量,助力贵州地区暂时进入主流经济圈;另一方面支撑当时贫瘠的贵州举全省之力支持抗战,在粮食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粮政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同时显示抗战之中贵州的近代化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