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堂全集》是乾隆皇帝居藩期间诗文作品的结集，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理想、抱负、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乾隆即位之初，《乐善堂全集》付梓行世，但二十三年以后，乾隆特降旨将《乐善堂全集》收缴改订，他说:“今日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这时，乾隆皇帝已近知天命之年，随着平准大业的胜利完成，不仅成为国势臻于全盛的清帝国的雄主，而且在政治上开始从年轻时的稚嫩步入壮年的成熟。他开始清算年轻时代头脑中某些迂腐而不切实际的儒家训条，有意识地反省执政二十余年以来自己思想的转变的历程，而审视的目标就定位在青少年的习作——《乐善堂全集》上。他感到该诗文集“卷帙颇繁”，更痛感“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　　《乐善堂全集》先后至少有七个版本:《乐善堂文钞》（也称《庚戌文钞》）雍正八年刻本、《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初刻本、《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十四年定本、《乐善堂全集》《四库全书》本、《乐善堂全集》光绪五年刻本、《乐善堂全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本。通过比较《乐善堂全集》各种版本异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乐善堂全集》七个版本中，如果将《乐善堂文钞》这一手抄本除外的话，总的可以分为初刻本和定本两大系统。乾隆二年颁行的属初刻本，其余的五个版本均属定本系统。在对存世的各种版本的《乐善堂全集》从文献学角度进行考察后，本文详细地比较了初刻本和定本在体例和内容上存在的不同。　　乾隆之所以决定删订《乐善堂全集》初刻本，既有形式上所谓“卷帙颇繁”的考虑，又有内容上“不甚惬心”的从政治高度的考虑，而后者从历史学角度看，无疑是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为便于说清问题，本文首先将删去的主要内容大致归并为“制义”、“赞颂老师及平郡王福彭的序文”、“对高欢、李陵的评议”、“有关祥瑞的《河清颂》”、“对汉武帝、隋文帝、李绛和欧阳修的评议”、“有关‘仁政’的论述”等六类，分别解释删去的原因。这样解释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也比较能让人信服。　　在分别阐释乾隆决定删掉的上述作品的原因后，本文转入对乾隆思想体系前后变化的探讨，以便从总体上给出乾隆何以删订《乐善堂全集》的答案。乾隆青少年时代从师朱轼、蔡世远、福敏等大儒，晚年写《怀旧诗·三先生三首》，分别概括说“吾得学之体”、“吾得学之用”、“吾得学之基”，这既是对恩师的追念，更是对自己所受教益的精辟总结。所谓“体”“用”“基”，构成了乾隆一生受用不尽的正统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资源和实用工具，但朱轼等先生都是醇儒，他们灌输给年轻皇子弘历书本知识中，不免有不合时宜的某些圣贤训条。弘历在读书的时候，用这些儒家理念去品评人物，去议论国事，说起来头头是道，下笔为文似乎也有得意之情。乾隆即位之初，很珍视这些作品，就结集为《乐善堂全集》。经过二十余年的为政实践，乾隆深感年轻时学的这一套多有行不通的地方，是和祖父康熙皇帝、父亲雍正皇帝有关训谕背道而驰的。他总结这段经历，写下《古风》一诗说:“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扞格多，乃悟实践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萌发了重新修订《乐善堂全集》初刻本的想法是合乎逻辑的。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奏稿案，以及以后接踵发生的几起大的文字狱，给乾隆敲起了警钟，使他对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严重性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决心通过行政手段，将内容存在诸多政治问题的《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全部收回上缴，经过精心删改后，再以《乐善堂全集定本》刊行于世。这样做，既为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免得留下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