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作为两种具有不同哲学旨趣和哲学精神的哲学形态,在语言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风格上具有明显差异。海德格尔作为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其后期语言思想截然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转向”思路。在《存在与时间》完成之后,海德格尔在追问存在的“思”之道路上发生了转向。在这一转向的过程当中,随着对形而上学以及对真理问题等一系列线索的深入思考,海德格尔逐步走向了“通往语言的道路”,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诗性语言思想。海德格尔的后期诗性语言思想是对早期所提出的“存在论差异”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其诗性语言思想的“诗性特征”表现在两个维度上:所思之语言的诗意意蕴和语言之思的诗意表征。一方面,海氏所阐释的语言是具有始源性、创造性与庇护性的诗性语言。另一方面,海氏的语言思想也表现为以阐释诗歌为手段、半诗化的行文风格以及诗意栖居的终极追求等诗意表征。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首先,海氏语言观阐释了语言与生存方式间紧密联系,昭示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乃是语言性的,我们存在于语言所构建的世界当中。其次,海氏的诗性语言思想以及其方法论更是为后来的思想家开辟了道路,包括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都深受其影响。同时,海氏后期的诗性语言思想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能完全脱离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二是其对语言的论述过程当中现实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缺失。